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高立新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结论是高立新没有精神病，实施违法行为时动机现实，辨认能力存在，具有完全刑事责任。

　　辩护人试图推翻这份关系到高立新生死命运的鉴定，他提出高立新家族具有精神病史，其多名亲属患有严重的精神病。高立新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鉴定所采用的完全是“望闻问切”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检查所见与调查材料简单的比对，没有运用如脑电波、核磁共振等先进的现代医学手段，鉴定结论没有科学依据。尤其是鉴定书中陈述：高立新和妻子“感情良好，育有一女”。事实上，高立新和妻子是育有一子。

　　辩护人认为，连性别这样的基本事实都出现错误，足以说明这份“人命关天”的鉴定书不严谨，不能令人信服。公诉人反驳说，这是专家依照合法程序出具的意见，其中确有笔误，但不影响鉴定结论。

　　审判长提示公诉人，高立新被控故意杀人重罪，这份鉴定是他没有精神病的法定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对死刑案件严格把关的要求，死刑案件的证据不能有一点儿瑕疵。公诉人立即回应，将要求鉴定机关出具说明，进行补正。

　　辩护人继而提出，申请对高立新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审判长当庭宣告，休庭后会评议申请。

　　据辩护人介绍，高立新3岁时，父亲因工伤死亡。高立新自幼发育不良，缺乏关爱。成家后，高立新为照顾妻子的爷爷奶奶，居住在女方家中，一住就是17年。高立新多年照顾妻子瘫痪在床的爷爷，上下楼都由他背上背下，洗衣洗澡，端屎端尿，直至养老送终。这期间，他还要照顾妻子80多岁奶奶的生活起居。高立新在家里上养老，下养小，在单位也是长期从事重活、脏活、累活，常年上大夜班，两头不见太阳，生活规律颠倒。

　　辩护人认为，高立新性格有重大缺陷，是一个缺乏温暖和关爱的社会底层人员，他是在长期的矛盾积怨、精神压抑下，做出异乎常人的举动，其被抓后供述，只打算“出出气”，“扎几下就完”，但对赵某下手太重，后悔也晚了。这说明死亡后果超出了高立新的犯罪故意之外。

　　听完辩护人陈述，死者赵某的妻子于女士称无法接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面临生活、工作等各种压力。我的女儿与高立新的儿子同岁，我能理解高立新的生活压力。但作为一个父亲，他应当担起这份责任，怎么能为了泄愤，在刺伤妻子后，又去刺杀同事，而且刀刀要命？我不能理解呀！”

　　于女士声音颤抖着说，她不接受任何调解，“因为他的故意杀人，我失去了丈夫。事发3天后，我父亲得知消息，突发心梗去世。我母亲承受打击至今卧床不起，我的公公婆婆生活无法自理。我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到现在都无法从阴霾中走出……”说完，她伏在桌上，低声呜咽起来。

　　坐在一旁的受害人周某同样表示不愿接受调解。他是从高立新的刀口下逃生的。搏斗时，高立新扑到他身上，刀尖已扎进他的胸口，周某拼死用双手攥住刀刃，最终落下十级伤残。这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半年多了，我一直做噩梦。”

　　周某告诉记者，高立新在单位少言寡语，不爱说笑，也就他还和高立新说说话。他没说过高立新傻、笨，因为高根本不傻，大家确实议论过高立新，但都认为高立新懒，干活儿滑头。他没对高立新说过这些，高也没表示过不满。

　　周某清楚地记得，案发前一天下班时，他和高立新还笑呵呵打招呼道别。“到现在一直有人问我，高立新为什么这样，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周某摇着头，一脸不解与无奈。(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