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三个方面修正网络媒体时代的政治合法性理论

　　网络媒体时代政治合法性悖论的根源在于网络的政治属性与民主政治研究范围的扩展，这两对核心矛盾的存在使得增强有效性与回应性时出现了悖论。因此，化解有效性与回应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网络的政治属性及其影响；二是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之间的在政治过程中的关系；三是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的关系。

　　(一)将网络的政治属性纳入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框架

　　注意到网络的政治属性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分析政治合法性的两个维度有效性与回应性之间的关系时，要将网络的政治属性纳入分析范围。在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内，有效性与回应性是自变量，是二者的内容与相互关系决定着政治合法性。网络媒体因素并不是作为自变量而存在的，是作为条件变量存在的，但这一条件变量的加入不仅对传统合法性分析框架的效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还使得两个自变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矛盾。即网络因素(主要指网络媒体的多元化可能导致利益表达的碎片化)的加入突破了原有合法性理论框架分析的范围，碎片化的利益表达在网络媒体时代可以对回应性产生诉求，而这种诉求与政治时间是不相吻合的。不仅如此，利益表达的碎片化与与一定时期内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和相对优先性也是矛盾的。如果在分析的过程中忽略了由网络媒体带来的碎片化的利益表达对政治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个重大缺陷。这就要求将利益表达的碎片化列入网络时代合法性分析的框架，注意到网络媒体给民主政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政治合法性分析框架的一种修正或改进，这种修正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讲也是重要的。这种修正是根据政治体系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的，这不仅符合体系理论的基本要求，更是对体系理论的一种超越。如果说体系理论的贡献在于对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进行了横向的整合，那么，根据政治体系外部的变化而对分析框架的不断修正可以看作是运用社会科学的进化范式[10]进行理论建构与修正的一次尝试。

　　(二)理清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在合法性上的依附关系

　　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之间的关系是合法性分析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与媒体在网络时代交集的扩大，单单是网络的政治属性并不一定对政治过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会使网络媒体时代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升到修正既有理论的层面。总体上来讲，媒体逻辑不能主导政治逻辑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原因很简单，是由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由于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在网络媒体时代回应性的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且迅速适当的回应成为现代民主政府的一种责任，在这个交点上需要在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的关系上进行协调。通过网络媒体，不管是媒体议程还是公众议程都会强烈地塑造着政府议程。“新闻媒体对议题显要性的影响与新闻媒介对有关这些议题的具体观点的影响之间存在差别。科恩(Bernard Cohen)概括了这种差别，他认为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则异常成功。”^[10](p13)也就是说，从宏观层面上来讲，仍将网络媒体看作政治过程的组成要素，总体逻辑遵循政治过程的基本逻辑；在微观层面上，在涉及回应性的利益表达、综合与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在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之间进行合理安排。需要政府在上述三个环节逐步完善网络利益综合渠道，通过制度改革与技术更新来缩短传统政治过程中一些环节所消耗的时间。总的目标是既要保证政治过程的有效性，又要兼顾网络时代的回应性，共同维护政治合法性。

　　(三)明确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在政治过程的适度分离

　　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在政治过程中的关系的确定依赖于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的基本关系，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划出初步的界线，而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则更为笼统，这两种逻辑的时间在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可能是重合的也可能是不同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在政治过程的诸环节中努力区分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用梅耶的话来说就是要遏制政治的过度自我传媒化[11]。网络媒体时代，政治在回应性需求的强大压力下，难免存在自我传媒化的倾向来赢得更多的合法性支持。但从长远来讲这是以牺牲政治有效性作为代价的，在选举制度下，这是利用政治周期来增强领导人的政治资本的有效手段[12]，其基本策略主要是通过增强对选民的政治回应来实现。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提及。“连选连任的渴望支配着总统的思想，他的一切施政方略都指向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对着这个目标，尤其是一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他就想用自己的私人利益代替全国的普遍利益。看不到这一切，就不能认识美国总统处理国务的常规。”^{[11](p168-169)}但对政治有效性的损害只能不断削弱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造成公共资源的不断浪费。进一步区分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的价值在于网络媒体条件下对政治合法性的两个维度——有效性与回应性——的分析有更加深入与科学的理解。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是基于两种逻辑的不同时间，这两种时间之间的显著差异不仅仅是由于网络媒体等技术原因造成的，而是根源于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本质上的不同。明确了两种时间的关系，就会在网络媒体时代分析政治合法性的两个维度时不会偏废其一，政治合法性的增强依赖有效性与回应性的同时提升。就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内而言，政治时间与媒体时间是两种有关联但本质不同的两种因素，不能相互代替甚至不能进行比较。用功能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二者既没有结构上的相似，也没有功能上的相同，没有比较的基础[13]。

　　(此文已发表于《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