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妥协的价值与功能

　　既然妥协在人类的政治史上是如此地广泛存在，也受到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肯定，那么它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政治妥协在政治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它到底具有哪些价值和功能呢？初步看来，政治妥协的价值和功能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解决政治分歧的有效方式之一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分歧。迄今为止，人类解决政治分歧的方式无非包括杀戮战争、投票表决、沟通妥协等几种方式，但是毫无疑问政治妥协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杀戮或战争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分歧或冲突的对手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却是反人道的方式，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因此也是最不足取的方式。况且，这种方式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了分歧，但是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蕴育着更大的分歧和冲突，所以从长远来说，这种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分歧和冲突，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分歧，激化冲突。

　　用投票表决来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看似是一种民主的、和平的方式，但是没有经过沟通协商的投票只是用多数的意志压制和掩盖了分歧和冲突。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较快地做出政治决策，但是并没有从认识和情感上弥合政治分歧，反而会造成政治分裂，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带来巨大的困难。最近几年泰国政治形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简单投票选举合法性之上的民主政府没有办法消除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分歧和不信任，双方都缺乏必要的妥协精神，互不让步，导致出现政治僵局[④]。

　　良好的沟通是解决政治分歧的最佳通道。如果能够通过良好的沟通而不需要妥协就能达到共识，所有人都没有任何分歧，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种境况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往往是意见不同的各方先充分理解其他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后各自让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虽然对于各方来讲，解决方案都不是最理想的，但又是各方能够心甘情愿接受的。通过沟通和妥协，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政治分歧和冲突。

    2、促进公共利益的优化与改进

　　政治妥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政治分歧，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打破僵局，避免无所作为，为改变不合理的现状而有所作为。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公共政策制定领域，政治家之间比较容易发生分歧和冲突。而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针对现实政治某些方面的不合理状况而提出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正如我们在2011年美国解决财政悬崖危机时看到的那样，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由于各自代表的群体的利益不同，政治家对于同一个公共政策可能会形成几种不同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政策版本，互相争论，相持不下。如果各方都不让步，就会形成僵局，没有办法改变不能提高联邦政府债务的现状，就会一方面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政府信用违约的窘境，另一方面也使联邦政府走向无钱可用、关门大吉的尴尬境地。当然，更严重的，这种状况可能还会严重拖累正在困境中挣扎的美国经济，甚至加剧世界经济衰退。这显然不是美国两大政党真正愿意看到的，也是世界各国普遍担心的。如果双方各自做出一些让步，共和党同意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民主党接受财政节俭的主张，那么就能解决当时的危机，改变现状，增进美国乃至世界的公共利益。妥协还是不妥协？好处和坏处非常清楚。美国两大政党谁也不愿担负无所作为，不愿意解决危机的恶名，因此各让一步，财政悬崖问题得以有惊无险地解决了[⑤]。

　　因此，政治妥协的结果，可能对各方来说都不是最初的理想方案，都打了折扣，被迫接受了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现状，避免了危机，也避免了无所作为，各方通过放弃了某些东西而促进了公共利益的优化和改进。

    3、保障各方和谐共存

　　当政治主体之间分歧太大，他们又不能很好地控制和处理这中分歧时就会演变为剧烈冲突，这种剧烈冲突有时就会表现为两败俱伤的族群冲突或者战争。冲突的各方可能开始时都是信心满满，誓言一战到底，但可能随着进程的深入就会发现，这样发展到最后可能谁也无法取胜，反而可能会同归于尽。这时候，聪明的政治家一定会想到谈判，通过互相妥协避免两败俱伤；如果各方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坚决不沟通不妥协，那可能结局就是鱼死网破。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场景下，政治妥协就是润滑剂，就是能够救命的灵丹妙药。只有互相妥协，才能存活下来。只有互相妥协，才能保障冲突各方和谐共存。

　　如前面举到的古巴导弹危机的例子，如果赫鲁晓夫不做出妥协，撤走运往古巴的核弹头，那么美国就会向苏联发起核攻击，苏联也会立刻进行报复性的核反击，那么不仅美苏两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且整个地球可能都会进入核冬天。当然肯尼迪也可能做出妥协不发动核打击，因为他们都是相对成熟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但是，无论如何，是他们通过妥协才挽救了美苏和整个世界，避免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再如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时拒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任何抗日主张，局势一度十分危急，无论是对蒋本人还是对发动兵谏的两位将军，以及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直到宋美龄亲赴西安劝说蒋介石，做出妥协，答应了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一致抗日的条件，蒋才得以全身而退，既挽救了自己，又挽救了全国的抗战形势。

　　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正在重新调整和分化，各种利益冲突大量增加。而中国目前又到了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创造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构建和谐社会，对中国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以政治妥协的方式解决当前这些社会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可贵，各个利益群体之间通过沟通、谈判和互谅互让来缓和矛盾，减少对抗，可以创造稳定和谐的环境，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推动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⑥]。

　　4.实现协商民主的必要前提

　　协商民主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尤其侧重的是吸收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公共政策制定前进行充分讨论和沟通。任何公共政策最终都要通过立法机关或行政部门通过票决程序来决定，但是当不同民众、不同的政治家针对同一公共政策议题有重大分歧、对立和冲突时，仅仅通过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做出裁决时，不仅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会造成不同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并且这样产生的公共政策也难以顺利执行。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法定的票决程序之前，在不同政治家之间、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先经过充分的协商沟通才能避免把分歧和冲突长期固化，形成极端分裂的社会结构。因此协商民主是对票决民主的有益补充，保证现代民主更加健康有效。

　　但是协商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限制的，它要求参与协商民主的政治家和民众要有起码的互相尊重和妥协精神。协商民主要求相互讲道理，民众和他们的代表预期应该向彼此证明其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在互相证明合理性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讨论或者辩论，只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妥协，讨论和辩论才能理性地进行，才能形成大体上的共识，协商民主才可能产生可见的结果[⑦]。如果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缺乏妥协的精神，只知道为自己据理力争，不知道理解对方的利益，那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强化原有的分歧和对立，协商民主就会变成低效的争论和冲突。协商民主本来就是为了均衡各方利益，解决分歧和争议的，但人们如果缺乏妥协精神，那么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