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妥协有各种类型，从政治主体的角度来划分，政治妥协至少有：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政党内部的妥协、政治家向民众的妥协、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妥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妥协等。政治妥协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它们分别是：可以有效解决政治分歧，促进公共利益的优化与改进，保障各方和谐共存，以及是实现协商民主的必要前提。但是政治妥协是有规律和原则的，妥协是有前提的，妥协要保障各方互利共赢，妥协要讲技巧，妥协要有底线。

　　关 键 词：政治妥协；协商民主；治理；原则；底线

　　虽然很多思想家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是大同世界，但是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总是存在很多差异和分化。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物质利益经常存在差异和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在特定的条件下就会导致对立和冲突。为了把这些对立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这些规则使人们之间的冲突有章可循，但是当冲突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时候，仅靠规则自身仍然不足以解决这些对立和冲突。有的时候，合理的规则需要在人们能够互相妥协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制度和规则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治妥协在解决政治分歧、对立和冲突的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政治制度是机器的齿轮的话，那么政治妥协则像是齿轮的润滑油，使政治制度能够良好运转而不致于崩溃。　　

    一、政治妥协的类型

　　人们一般认为，政治妥协只会发生在政治对手或冲突的国家之间，但仔细观察人类的政治现象就会发现，政治妥协发生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政治妥协。政治妥协广泛存在于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之间，从这个角度来区分，政治妥协至少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1、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

　　多党竞争是现代西方政治的主要特点之一，各个政党在很多政策议题上总是吵吵闹闹、争论不休。尤其是在国会的立法过程中，不同政党的议员总是斗得不可开交。这其中一方面有各个政党谋一己私利的为反对而反对，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保障了西方国家的分权制衡能够落到实处。但是斗来争去，他们还是不想背负无所作为的恶名，也不想让民众看到是由于自己的不配合而导致大家期盼的法案流产，于是斗争的各方总是通过协商和妥协来达成一致，最终使法案通过。

　　如美国2010年全民医保法案和2011年提高债务上限获得通过，就是典型的政党之间互相妥协达成结果的案例。全民医保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提起，但每次都是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意见分歧而胎死腹中。2009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力推全民医保法案，虽然民主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但是为了避免这次医保法案像以前那样无疾而终，民主党还是做出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奥巴马亲自主持召开两党医改峰会，围绕控制医疗成本、改革医疗保险市场、削减政府预算赤字、扩大医保覆盖面展开磋商，同时在最终版本上也采纳了共和党人的部分建议。虽然医保法案在投票表决时并没有获得共和党议员的赞同票，但是毕竟没有采取缺席或极端的方式进行抵制。尽管最终通过的医保法案与奥巴马的初衷大相径庭，民主学和共和党都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但它毕竟获得了通过，结束了美国没有全民医保的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1年美国解决财政悬崖问题同样也是两党妥协的结果。为避免债务违约，就要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于是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不得不接受共和党提出的减少赤字、紧缩预算的主张。

    2、同一政党内部的妥协

　　不仅在不同政党之间会存在分歧，有时同一政党内部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派别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同一政党内部也需要互相妥协，协调意见，加强合作。党内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内和政党间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①]。仍以美国2010年全民医保法案为例，不仅共和党与民主党意见相左，而且在民主党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为了避免在国会表决时出现意外，就必须首先在民主党内部达成共识，而要达到较大程度的共识就需要做出妥协。因此，为了得到参议院民主党议员的一致认同，民主党就删除了法案原来版本中最受关注的“国营医保”内容。即使如此，在最终投票表决时，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中仍然有34人投了反对票，使这次医保法案只能以险胜过关。可以看出，出于各种需要，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妥协也是经常发生的现象。

    3、政治家对民众的妥协

　　人类的政治史表明，政治妥协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政治家之间、不同的政党之间，而且在政治家与民众之间也有过妥协的事例。由于政治家和民众认识问题的角度以及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家与多数民众之间在很多政策、制度问题上也存在很多分歧和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为了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行，政治家不得不向民众让步，做出妥协。

　　1958-1962年人民公社初期公社体制的演变就是政治家向民众妥协的典型事例。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刚刚确立的时候，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在全公社范围内搞平均主义分配。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造成了不合理的平均主义，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调整，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经营核算的单位下放到生产大队。然而，由于生产大队范围仍然太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同意将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提出生产队的规模以20-30户为宜。总之，人民公社的经营核算体制，经历了从公社为核算单位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转变，公有化程度不是向最初的目标全民所有制过渡，而是向农民的要求和生产的实际妥协，退回到生产小队的规模[②]。

　　1933年美国禁酒令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家向多数民众妥协的结果。作为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禁酒令，是追求净化道德情操的禁酒运动的一个成功。但是依靠法律的力量强制禁止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需求，肯定是难以维持长久的。除了执法困难和助长非法交易的因素之外，人们对禁酒令的普遍抵制和变相违抗也是其不可持续的重要因素。罗斯福总统认识到了广大民众被压抑的要求不可抗拒，把推动解除禁酒令作为竞选纲领之一；国会两院也顺应民意，通过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解除了禁酒令。

    4、民众之间的妥协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直接民主在基层和社区的层次上重新获得了生长空间。民众参与决策的直接民主，由于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独特的利益和意见的权利，因此民众之间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机会更多。当前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以及各种涉及民众利益的听证会，都会存在不同群众民众利益和观点分歧的情况。如果大家互不相让，缺乏妥协精神，那么基层和社区民主就会失去效力和活力。只有通过有效沟通和互相妥协，才能够解决问题，增进福利。

　　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中这样的例子大量存在。如陕西省汉中市某村的一个村民小组，有一次在分配土地补偿金时也遇到了分歧和争议。这个小组有几户村民户口刚刚迁入不久，还有几户村民的户口虽然一直在本村，但常年不在村里生活、居住。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认为这些村民并未为本小组做出贡献，没有尽到村民小组成员的义务，所以不应当享有获得集体土地补偿收益的权利。由于补偿款总量是固定的，给他们分配就意味着其他村民的分配会减少，蒙受利益损失。可是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处于少数派的村民确实是该村民小组的成员，获得一定补偿也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村民小组召集村民小组会议讨论解决方案，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决定此次补偿金全部由组里其他村民分享，对这几户特殊情况的村民动用其他资金进行补偿，不过金额要低于此次土地补偿[③]。

　　5.不同国家之间的妥协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涉及到国家的领土、安全等国家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人们一般认为没有妥协的空间，但是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妥协也大量存在，比比皆是。

　　如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妥协，撤出了运往古巴的核弹头，避免了美苏两国核战的爆发。此举虽然丢失了一点个人颜面和国家虚荣，但是拯救了世界和平，可以说妥协挽救了世界。再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与美国领导人的暴跳如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负责任的沉着冷静，以及愿意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的态度。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谈判，中方得到了美方的道歉和赔偿之后，全部归还了美方人员和侦察机。这个举动避免了中美关系由于小范围的意外事件走向全面恶化，挽救了中美关系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