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互联网时代如何提升政治信任：重要性与可行路径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将互联网这一技术要素作为条件变量来讨论反腐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导致对网络反腐提升政治信任这一传统反腐逻辑的颠覆。那么，政治信任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加重要？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重塑政治信任呢？

　　(一)政治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这涉及‘信任问题，即相信一个国家的结构、活动、活动方式、决断、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官吏和政治领导人都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质；并且相信由于这种素质而应得到承认。’”[6]政治合法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因为转型的过程中通常充满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这种由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常常会对政府传统的合法性构成挑战，需要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政治信任的重要性是由于合法性的重要性而变得重要起来的。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政府合法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全球化导致了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更为密切。正如“《全球秩序：剧变世界中的机构、制度与自主性》所认为的那样，权威的其他场所正在出现。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都日益被要求分享它们在自主性的保护或合法表达上所拥有的垄断权。”[7]这种不确定的合法性大大增加了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的难度，因为不确定性会使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寻找合法性资源的过程中“无从下手”。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合法性的不确定，反过来对政治信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种状况下的政治信任的流失，会使转型国家的政党和政府“腹背受敌”。一方面，随着转型过程的开始，原有的合法性资源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出现了张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合法性的不确定，使得政党与政府对合法性资源寻求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此时得到公众的政治信任对党和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中国虽然没有“柏林墙”，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一道道日益厚重的墙，即由高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不仅存在与劳动与资本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不信任得不到扭转的话，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在失去民众的信任之后，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出现一种对政府无根据的不信任。

　　新世纪以来，政治信任的问题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认为，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对人格信任的需求转移到对制度信任的需求。研究的普遍结论认为，信任制度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良善公共生活的构建既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民众不信任的促进和推动，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政治信任‘悖论’。”具体到网络反腐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上，当前的研究或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强调监督对重塑政治信任的重要意义，或是从国家出发，强调制度的构建对互联网反腐的规范。上述两个角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同时这也是一种一元化静态分析的典型，却忽略了多元分析与二者之间的动态联系，笔者试图从这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互联网时代提升政治信任的路径

　　第一，网络反腐制度化。当前存在着两种并列的反腐途径：一是传统的反腐途径(主要指的是政党与政的反腐系统)，二是新兴的反腐途径即网络反腐。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当前网络反腐尚未实现制度化，且存在着削弱政治信任的可能，建议增强原有反腐系统的功能与作用。但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说法，原因是通过反腐建设廉洁政治是目的，但反腐的途径可以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的评价标准就是反腐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哪种反腐途径更有效则会成为反腐的新形式，而当前出现的反腐行为与互联网及新媒体结合的网络反腐就是有效性标准的体现，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因此，当下的重点并不是对原有反腐途径的“小修小补”，应是针对网络反腐可能存在的问题与风险进行制度规范，逐渐明确网络反腐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将更多的法治与理性的因素通过制度的途径渗透到网络反腐的实践中来，实现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过渡，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反腐的积极功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反腐的消积功效。第二，多元反腐常态化。这是对党、政府和社会提出的要求。网络反腐与传统的反腐最大的区别在于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以政党和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反腐格局，使社会的力量加入到反腐的大军中来。但这其中有一个“功能范围调适”的问题。特别是对党和政府来说，需要逐步适应这种有领导的多中心的反腐格局。随着网络反腐的兴起，无形之中在党、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制度竞争，如果政府没有积极调整并提高反腐的效率的话，那么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长此以往可能会出现信任的“转移”，极大地降低社会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因此，党和政府不仅要从技术人才的配、技术设备的更新、以及功能范围的调调适应对当前的网络反腐，更要从有效反腐制度建设的层面来解决当前网络反腐带来的问题。其中技术以及人才是基础，因为“未来的挑战在于，在寻求一些方法来保证政党的政策动议基于广泛的支持的同时，要维持住政党在技术上的优越性”；功能范围调适是关键，在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今天，国家和社会两种权力都需要在调适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反腐制度建设是保障，网络反腐之所以会差生许多负面的功效，固然与互联网本质属性有关，但制度规范的缺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通过以上三方面的不断调适，逐渐将网络反腐由社会的压力变成政府积极有效反腐的动力，不断取得反腐新成效，在增强政治信任的同时不断提升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反腐路径协调化。这里所谓的协调化主要是指政府的反腐和网络反腐两种途径的协调与配合。网络反腐的强势崛起并取得一定胜利，使得政府的反腐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显得“黯然失色”，甚至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或说政府反腐和社会的网络反腐之间产生了某种对立。应该认识到的是，政府的反腐和社会的反腐应是相互竞争与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因为社会的网络反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曝光腐败行为的手段，并不具有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才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主体，才有权力对腐败案件进行调查与处理。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所言：“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这些使腐败受到制约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是那些首先就把腐败置于控制之下的社会力量。有效的法律、惩戒和反腐败态度既是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结果。因此，改革具有重要的社会特性：法律和程序必须与文化价值、公平观念及合法权威相提并论。公民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反映也必须受到重视。”政府应充分运用本身的权威性来积极反腐，社会则应合理运用网络反腐的优势进行合法监督，这样两种反腐途径相互竞争并相互补充，提高反腐效率的同时不断提高社会对政府的政治信任。

　　结语

　　针对当前流行的“网络反腐提升政治信任”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分析的逻辑上存在着很大出错的可能。当互联网赋予反腐新的特征以及约束条件1和2不能总是同时存在的情况，加之当前政治信任度较低，在很多情况下网络反腐会加剧政治不信任而非政治信任。通过分析最后从网络反腐制度化、多元反腐常态化、反腐路径协调化三个方面提出当前提升政府政治信任的途径，为提升政府的政治信任提供了一些逻辑上的分析与思考。

　　作者：

　　程同顺，张文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本文已经发表于《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4期。)

　　参考文献：[1]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华夏出版社，2010年.27-47.[2] [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M].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5.[3]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9.[4]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3年3月26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6/c1024-20924458.html[5]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42.[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87.[7]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著.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M].丁开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8]郑永年.“不信任”砌成中国“信任墙”[J]凤凰周刊，2009(36).转引自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10.[9]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见内容提要.[10] [美]史蒂芬•E.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M].李秀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421.[11] [美]迈克尔•约翰斯顿.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M].袁建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205.

　　Logical Critique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Improves Political Trust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value and fact, the Internet has 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mplified, diversity, struggle, and accountability, which has played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This greatly changed the linear causal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improves political trust, and this challenged the viewpoint of current Chinese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that network anti-corruption can enhance political trust. In certain "time zone" and a "range" of the result of a network anti-corruption is probably weakening the political trust. Fin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systematization, multiple normalized against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path harmoniz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network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