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反腐提升政治信任的逻辑批判：网络反腐特征的双重功效

　　在文章开头从价值层面与事实层面对互联网的特征进行了划分，并从政治效

　　用的角度总结出了网络反腐的四个特征，但这四个特征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却可以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发挥不同的功效，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那么这些特征的双重功效对提升政治信任究竟有什么作用呢？传统的通过反腐提升政治信任的逻辑的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着落在网络反腐特征的功效上。

　　(一)多元化的政治功效

　　一方面，互联网的兴起与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力量对比，使社会权力有了极大的提升。然而，社会权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特征，而多元化又必定会导致参与水平的提高。多元化的监督大大增加了社会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同时对官员的腐败行为形成一种高压态势，这无疑是网络反腐的积极功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不仅从纵向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而且从横向上打破了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边界限制。通过互联网技术，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得以相互比较，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连通器”效应。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也会产生“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必然会对我国社会的民主意识产生影响。由于互联网具有平等与自由的属性，那么，在这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高度动员型参与被注入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要素，而国家在当前又没有有效的整合手段的情况下，一种无序的政治参与甚至是一种爆炸式的政治参与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正如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的论述那样：“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反腐的消极功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消极影响不但对提升政府的政治信任毫无益处，反而增加了公共生活的混乱与无序。

　　(二)抗争性的政治功效

　　从抗争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抗争属于政治过程中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而且并非都是非制度化的。抗争政治不单单强调社会的抗争行为，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国家力量对社会抗争的塑造。国家可以从政治机遇结构、社会资源动员以及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来主动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而且适当的抗争行为有助于中国社会从目前的“刚性稳定”转向“韧性稳定”。在当前国内维稳成本高政治信任度较低的条件下，对抗争做正面的理解十分必要。网络反腐的抗争性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稳定的社会秩序对提升政治信任肯定是有益的。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当前在网络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盲目的利益表达不仅不能改善公共生活的质量，反而可能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无序。也可能被其它力量所利用，“挂着羊头卖狗肉”，破坏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样一来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而且还会破坏公共生活的基本秩序，网络反腐负面功效的危害同样巨大。

　　(三)责任性的政治功效

　　责任性特征是与制度化密切相联的，在制度缺失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责任性。在对由重庆官员“不雅视频”引发的腐败案件的网络举报中，用事实说话的态度就是负责任的表现，比如网络举报中都附有相关的视频文件与材料证明信息，从不凭空捏造。在网络曝光后，重庆市相关部门立即予以立案调查并将处理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从网络反腐开始到政府公开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都是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责任性有利于提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但在目前，我国的互联网用户特别是大部分的网站还没有实行实名注册，这种隐蔽性有利于对腐败案件的揭发。然而网民在利用互联网发表言论时也会由于缺少制度约束而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导致利用网络打击报复以及“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事件，对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特别是在当前，部分领域社会矛盾积累的条件下，网民利用互联网进行所谓的“社会泄愤”行为⑦，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并对政府政治信任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社会泄愤”行为将各种社会矛盾都以网络反腐的形式发泄出来，在责任虚无化的网络空间中迅速扩散，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降低政府的政治信任同时加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并使整个国家走向不信任的深渊。

　　(四)放大性的政治功效

　　放大效应是公共传媒的一个共同特征，但随着互联网的终端从台式电脑到更为便捷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本，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手机的加盟使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产生了更加强大的“放大效应”。主要表现在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实现了由“一对多”和“一对一”到“多对多”和“多对一”的巨大跨越，形成了相互交织且高度密集的信息传递网。正面的信息被放大后，会迅速提升榜样的力量，可以最大限度地传播主流价值。但是在网络反腐上，一旦腐败案件被曝光，从某种程度上讲，凡是互联网用户都将在第一时间同时得知这一信息，使腐败案件立刻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近年来对腐败案件的频繁曝光在放大效应的作用下，更加剧了社会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因为网络媒体不仅对正面宣传具有放大效应，反之亦然。在政治信任不佳的情况下更让政府重塑政治信任的努力“雪上加霜”。放大化特征对网络反腐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放大化的负面功效将会直接导致政府信任度的降低。网络反腐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在放大化效应下出现两种逻辑可能。若使网络反腐提升政治信任这个命题仍然成立的话，至少是建立在这样的约束条件基础之上的：约束条件1是网民对互联网高密集度地曝光腐败行为的承受能力足够大，因为对官员腐败行为的高密度的网络曝光直接冲击着人们对腐败现象承受能力的底线，如果曝光的密集度太高，直接冲破了网民对官员腐败承受能力的底线，那么广大网民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已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直接导致广大网民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而根本没有耐心再去关注腐败案件的解决；约束条件2是广大网民对网络反腐所暴露的案件进行持续的关注，因为没有持续的关注就只能知道腐败案件的发生而不了解腐败案件是如何解决的，这样其实就等于是只知道发生了腐败案件而不知道腐败案件的处理结果，显然这样的情况也更加深了网民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换句话说，控制上述两个约束条件，网络反腐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因果机制或说逻辑关系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种情况是网民对互联网高密度地对官员的腐败案件进行曝光有着足够强的承受能力，但并没有对该案件进行持续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公众只是知道了腐败案件的频繁发生，而不知道是如何解决的。显然这会导致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或信任程度的下降。第二种情况是网民对互联网高密度地对腐败案件曝光缺乏承受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持续关注的问题，官员的腐败案件频繁曝光，并在互联网媒体的“放大”效应下，直接导致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两个条件同时缺乏，毫无疑问也直接导致了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上述逻辑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则是因为两个约束条件并不一定同时存在，因为确保约束条件1和2同时存在则需要考虑另外两个条件，时间区间和成本区间的范围。这里所谓的“时间区间”主要指的是从广大网民通过互联网等途径获得官员腐败信息时开始到超出其承受能力时的临界点构成的区间，区间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一个时间跨度，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公众对腐败案件的承受能力；另一个是媒体对官员腐败案件曝光的密集度。一般来说，密集度越高，公众的承受能力越弱，区间越短。同时，这也越容易使公众面对腐败而崩溃，导致对政府的政治不信任。这里的成本区间主要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一是关注腐败事件的时间成本；二是用于上网的费用。这两个成本要素决定了社会公众是否会对腐败案件进行持续的关注。

　　因此，反腐与政治信任的两种逻辑在加入互联网因素后，特别是约束条件1和2不可能总是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反腐与政治信任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了。那也就是说，网络反腐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是：网络反腐可能提升或削弱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