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多样化和农村社会管理复杂性及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原则，并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战略选择：依靠发展解决最普遍的社会管理问题，通过完善机制解决最突出的社会管理问题，借助法律援助解决最棘手的社会管理问题，建立应急反应机制解决突发性社会管理问题，通过周密部署解决周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上访；突发事件

　　社会管理无非是对于那些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以及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进行管理等，其基本目标无非是保证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生产生活安全稳定，社会和谐有序、公平公正。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社会管理问题，但是当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无疑使中国社会面临更多的社会管理问题。中国农村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主战场，首当其冲，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压力。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多样性

　　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但是由于各地城市化的进程并不一致，再加上中国农村固有的多样性，因此各地农村社区形态千差万别。除一些农村还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特征外，目前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在城市近郊出现了城乡转换过程中的农村社区、楼房化的农村社区、非农化的农村社区和农村中的民工社区等多种形态。

　　1.典型农村社区

　　所谓典型的农村社区，是指仍然保留农村社区特征的农村，农民在从事其他职业的同时仍然重视农业生产劳动，村庄人口没有大量减少，村庄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公共生活一切如常。当然，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农村社区已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已经明显出现了职业的多样化和兼业化现象，农民或者经商或者在乡镇企业上班，大多都有非农收入来源。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并且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和城镇有一定距离的农村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2.空心村

　　当前中国的“空心村”社区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于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而形成的，另一类是由于村民为了生活和经营的便利而搬离原有的村庄而产生的，前一种是离开了家乡，后一种是没有离开家乡只是把新家搬到了公路两旁或集镇。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使原有的农村社区出现了空心现象，显得比较沉寂萧条，公共生活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都有“空心村”现象，特别在我国中西部民工劳务输出省份如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表现尤甚。这些省份大批农民工长期举家外迁，房子、土地长期闲置在农村。

　　3.城乡转换中的农村社区

　　这类社区主要在城市近郊，一方面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已经完全出让，不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已经完全市民化，在楼房集中居住。社区组织有的已经完成了“村改居”，正式更名为“居民委员会”；有的在保留原村民委员会的同时成立居民委员会，出现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并存的局面，如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的有些社区。

　　4.楼房化的农村社区

　　这种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是，实现了农民居住的楼房化和集中化，基本生活条件正在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居民社区打破了原行政村的空间，一般是几个村或多个村形成一个新社区，村民或村集体保留较多的耕地，农业收入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这类农村社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的毗邻市区或城镇，成为市区或城镇在空间上的延伸部分，有的是在农村就地实现楼房化，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仍然保留较多耕地，多数家庭或有相当比例的家庭仍然从事农业生产。

　　5.开放的非农化社区

　　这类社区的特点是在原农村社区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耕地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社区基本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已经高度城市化，但是社区人口结构出现了高度复杂化的现象，外来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原农村社区。如天津市北辰区的双街村就是这类新型社区的典型代表，双街村利用与市区空间相连的特点建立新楼房社区，基础设施完全城市化，文体设施、文化建设较好，农民自愿花钱购买，社区入住条件市场化，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来自天津其他区县、北京市的大量人口居住，虽然没有并村，但社区人数已经是原村人口的十多倍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形态的多样化可能并不限于上述介绍，但是毫无疑问多样化和新型化的农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都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空心村最大的问题是，在青壮年常年在外、村庄常住人口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如何使农村公共生活保持生机和活力。人口过少也会导致治理失效，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要人口结构的农村社区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天津市农村由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本上没有这种类型的农村社区。

　　在楼房化的农村社区中，这些社区原有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社区规模和社区成员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意味着管理体制即将面临许多新课题：原有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而现在的一个楼房化的居住小区可能容纳了原来的好几个村民委员会的村民，原来一个村的公共事务现在变成了好几个村的公共事务了，农民的居住模式由独门独户的小院变成了涉及更多公共性的单元楼房，人们所关心的公共事务的内容也将发生诸多变化。在当前村民自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村民在新的社区如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呢？如果涉及到村委会的合并或者成立新的管理机构，能否保障村集体的资产和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新老机构间的平衡过渡？在开放的非农化社区中，新社区的人口总数已经是原来村庄人口的十多倍，这些新增人口只是买房在此居住，并非原农村社区的成员。他们占新型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又不属于此地农村社区的天然成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无权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辖，可以说村民自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新的社区几乎完全失效。另一方面，这些居民来源多样，很多人来自其他省市，户籍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参加居住地社区自治和基层人大的选举，基本政治权利完全不能实现。另外，这种新的社区，成员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像前一种类型是几个原有社区的合并，而是完全注入了全新的成员，并且新成员的数量占据主导地位，这简直可以说是再造新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