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同栩是非诉律师队伍中的一员。他说，律师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出庭打官司，而是渗透到人们生活、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他们提供专业服务，将人们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对牛同栩律师的采访约在一个夏日的清晨，他身着一套笔挺的西装准时出现在预定的地点，浅浅的笑容、适中的语速，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谈及人生经历，牛同栩说自己从求学到就业，一直在法律领域，从学习法律到应用法律，进而选择从事律师职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200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天津财经大学任教。2005年辞去教职，进入金诺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此后，牛同栩便将自己归入了非诉律师的行列。他告诉记者，在中国，一谈到律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庭打官司的诉讼律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律师的服务则渗透到人们生活、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一些律师提供的不是法庭辩论的服务，而是客户的经营助手，这样的律师被业内习惯称为非诉律师。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显示非诉律师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们不仅在公司上市、企业融资、房地产业务、涉外投资、非诉催收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家庭理财、遗产处置、家庭成员之间及离婚夫妻财产处理等方面，提供专业的服务，将当事人从这些令人困扰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牛同栩希望，非诉律师能够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所知晓、了解，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帮当事人预防“未来风险”

　　牛同栩认为，非诉律师的一大重要作用是帮助当事人预防风险，比如外国的文件一般都写得非常复杂，一开始就把能预见的问题都预见到，然后用文字约定下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向，当问题出现后，对于没有约定的事情，人们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释。所以，他们往往会在前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其价值正在于它对未来的影响。正因如此，非诉律师在完成工作后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喜悦，因为成与败是需要在未来进行检验的，有时一个极小的因素或事先未察觉的疏漏都会改变事情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和诉讼律师打赢一场官司的感受完全不同。而且，与诉讼业务相比，非诉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因为律师处理的很多非诉事务都是在相对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公众很难看到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尽管事实上非诉业务与人们的生活非常贴近。

　　牛同栩觉得，非诉律师更像是公司里的白领，而且工作起来相当辛苦。曾有天津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要出让一份标的60个亿的资产，他们采用了一种创新处置方式，而且资产买方多数是境外机构，这就给整个项目的运作增加了难度。牛同栩作为法律顾问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帮助资产管理公司确定法律文件结构等。由于非诉项目，特别是金融项目的时效性非常强，所以律师的工作强度相当大。为了能够在既定的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牛同栩接下这个项目后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中外方谈判结束时已经是深夜了。由于外方的老总要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回国，所以必须赶在他离开之前将双方达成的意向形成文件，把商定的商业条款落实到合同上，由这位老总签字。时间紧迫，牛同栩不顾疲惫，全力投入工作。当天晚上根据谈判内容共拟定了4份合同，出色完成了任务。整整两天，他只睡了一个小时。

　　传真合同“惹祸”挑起一桩官司

　　通过代理大量的非诉事务，牛同栩看到了很多教训，也总结了相当的经验。他觉得如果前期有律师把关，相当一部分矛盾争议完全可以避免。曾有两家企业通过传真签了一份代理协议，由一家公司委托另一家公司销售货物。与此同时，双方还根据行业惯例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后来代理销货方将货物卖出，但买家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付款。卖方无法联系到买方，为了避免损失，他们起诉了代理公司，以双方系买卖关系而非代理关系为由，向代理公司索要货款。由于当时签订代理协议的传真件使用的是热敏纸，经过一段时间字迹便模糊了，有关的权利义务内容根本无法识别。代理公司被迫应诉，但一时难以证实双方的代理关系，案件前景并不乐观，于是委托牛同栩代理诉讼。

　　牛同栩介入此案后发现，理论上，传真件的原始记录可以通过电信部门的数据电文查看，但由于争议发生时与这两家公司间签订传真协议的时间相隔太久了，数据电文已经无从查起。因为没有特别直接的有利证据，牛同栩只能通过列举大量实际交易的行为(如验货、接收货物的程序)及文件(如经办人员的工作报告等)来证明双方是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关系。通过大量间接证据的佐证，法院最终判决这家代理公司胜诉。

　　牛同栩说，在代理这个案子时，他的内心很纠结，代理销售货物的公司原本是无辜的，但因为代理协议这份重要证据的缺失，他们只能通过调取的间接证据来证实事实真相。如果当初代理公司在签订代理协议时采取合同书的方式签约，或者在争议发生前采取适当的证据保全措施，如对传真件进行公证，或许根本不必费时费力地去应对这场诉讼。

　　抓住细节抗辩公司免受处罚

　　牛同栩说，非诉律师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预防风险，很多时候还具有建设性，能够实现当事人意图，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牛同栩曾处理过这样一起非诉事务。某省工商部门给本市一家保健品公司发过来一则拟做行政处罚的通知。通知写明这家保健品公司产品包装上印制的地址与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地址不一致，违反了当地法规，要对其罚款五万元。保健品公司觉得冤枉，而且担心行政处罚记录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找到了牛同栩，希望能从法律角度帮助解决问题。

　　经过了解相关情况及查阅资料，牛同栩发现这家公司在产品包装上印制的地址虽然不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地址，却是食品生产许可证上的地址，并非造假，而且两个地址不一致是由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同时，牛同栩还发现该省法规只规定产品包装上标明的生产地、加工地必须真实，并没有明确要求必须标注哪个特定地址。另外，行政处罚是要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当地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形一定要受到处罚，更没有规定这一情形构成不正当竞争。综合上述原因，牛同栩认为保健品公司并没有涉嫌违法。在当地工商部门召开的听证会上，牛同栩的这几点答辩意见，得到了工商部门的认可，使其取消了对保健品公司的处罚。

　　小笔误造成大麻烦

　　牛同栩还曾接过一起诉讼，也是因为当事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充分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所引发的。有两家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若发生争议由卖方所在地法院“仲裁解决”。交易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争议，买方在自己当地法院对卖方提起起诉。这就涉及法院有没有管辖权问题。按理说，如果合同中有约定管辖，按约定管辖办理。可买方却在方便己方诉讼的地方起诉，明显违反合同，卖方遂依据合同提出管辖异议。对此，受案法院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其提出，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是无效的，因为约定中的“法院仲裁解决”这样的表述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法院只能是诉讼解决，而仲裁是另一种争议解决方式，把二者混在一起，等于是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法院的意见是正确的。最终，这个案子是在买方所在地法院审理结案的，卖方因为异地诉讼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这个错误很小，只是一个词语的问题，但它的影响却很大，给卖方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牛同栩认为，律师在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前和发生争议后审查文件时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律师处理非诉业务和诉讼业务时，对可能发生争议的事项，关注点和敏感度会有所不同。因为非诉事务往往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谈判，有合作氛围，不会像诉讼一样针锋相对，所以非诉律师更需要对未来可能发生争议的事项和情形，具有想象力和预判力。牛同栩认为，律师的非诉讼业务与诉讼业务，是相辅相成的。这类案件的发生，也是在提示非诉律师，能否经得起诉讼的考验，始终是衡量非诉业务质量的重要标准。

　　少一份遗嘱多一堆麻烦还有一起有关继承的非诉事务。一名中年女子的丈夫生病去世，夫妻二人名下共有四套房产，在其病重时，考虑到整个大家庭的关系非常融洽，男方觉得家人不会在其身后因财产发生争议，也就没有在临终前处置这些房产。果然，女方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主动提出将其夫妻名下的一套房产转到公公名下，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没有男方的遗嘱，房产过户手续变得异常复杂。

　　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男方死亡后，其身后遗产必须按照法定继承程序办理。女方为此找到牛同栩咨询处理这一事务。牛同栩经过分析发现，原本很简单的房产过户，因为遗嘱的缺失而牵涉到相当繁琐的程序。由于死者的父亲、妻子、孩子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女方处分男方身后财产的任何行为必须经过这三个人的同意。女方虽然自愿将一套房产转到公公名下，但公公对其他三套房产也有相当份额的继承权，若想理顺这些关系，必须进行公证。而女方的公公又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女方在处分房产前必须提请公证人员到现场做公证，核实老人的身份、向其宣读有关文件的内容，然后在公证人员见证的情况下，由公公签署放弃其他三套房产继承权的声明。待这些手续办理妥当后，再将另一套房产过户到公公名下。

　　在此过程中，还涉及税务方面的问题。因为女方要转到公公名下的房产虽然本应有公公的份额，但若要将整个产权过到公公名下，则其中属于女方的部分，属于继承以外的赠与关系，因而不属于现行税务规定中免税的情形。此种直接赠与，将产生高额税费。如果男方临终前留下一份遗嘱，再辅之以夫妻之间的赠与，那么房屋产权就可以根据遗嘱直接变更，处分这些房产的手续要简单便捷得多。通过处理这一继承事务，牛同栩感触良多，他越发觉得百姓生活中的一些日常事务如果能有法律服务的指引，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