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遭“连坐”

　　记者:凌小娟因为对姐姐有意见而萌生杀死姐姐的恶念,为什么要连姐夫、外甥一起杀死,甚至连姐夫的母亲和保姆也想一块杀掉呢?

　　叶建辉:这个问题触及到本案的犯罪动机最核心的部位,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就此做过深入的调查。凌小娟主谋杀死姐姐一家4口,并企图连姐夫的母亲和保姆也一块杀掉,是想通过继承的方式来占有姐姐一家的财产。凌小娟曾对被告人刘胜明、苏可章许诺,他们杀一个(姐姐家的)人她就付给10万块钱,而凌小娟自己是没有这个经济支付能力的。她愚昧地认为,这笔巨额的杀人酬劳,可以通过杀死姐姐全家,造成姐姐家的遗产因为绝后从而由自己的母亲继承,自己再设法占有遗产。尽管归案后的凌小娟一直回避这个涉及犯罪动机的财产继承问题,只供称与姐姐的矛盾与积怨,但全案所查明的事实及同案犯的供述,都证实了凌小娟主观上是具备这样的犯意的,这也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她为什么恨姐姐,且将无辜的姐夫和两个正处在花季的少男少女外甥也一并杀掉的原因。

　　犯傻不是病

　　记者:凌小娟在法庭供述中,否认自己是“5·02凶杀案”的主谋,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也有程度不同的罪责推诿。法庭上,几名律师还以凌小娟精神状态不正常以及苏可章患过脑膜炎,是脑子有问题的“傻子”为由,质疑检察机关为什么没有对其作相应的司法鉴定等。叶建辉:法庭上被告人的供述出现变化,避重就轻,推诿罪责甚至翻供,应当说是一种常见现象。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羁押后,被告人的情绪已经从被缉拿归案之初的惊惶中逐渐平复下来。当面临刑事责任承担的后果时,他们作案前的“生死同盟”大多会瓦解,并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企图减轻自己的罪责,这通常是人的一种本能,并不奇怪。更何况检察机关办案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法律规定被告人的供述也是证据,但是检察机关办案绝不会仅仅依靠供述,而是要全面地收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材料,包括有利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材料,用客观、真实、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实犯罪。

　　本案在证据收集审核的法律程序上与实体上所做的工作是非常严谨的。仅举几个例子:案件侦查中,被告人杀人后丢入河中的作案工具,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人员的现场监督下由公安机关聘请专业潜水员从浑浊幽深的河水里寻找打捞了上来；审查起诉阶段,为了查明被害人尸体上的伤口与作案工具吻合程度,进一步核实每个被告人实施犯罪的细节,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作了补充侦查；参与杀人谋划的苏洁因为不满18岁,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公开审理,我们就依法决定对其另案起诉；法庭还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律师的两名被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

　　上述事实均可以说明,这个案件在程序和实体上,司法机关的执法是严谨有序、规范公正的,完全符合“两个证据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2010年5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这样做就确保了案件侦查与证据审核的高质量。

　　至于律师提出的对被告人苏可章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开庭前我们已经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这个人情商智商是偏低一些,但未达到影响他的生活、工作与社会交往的程度。他作案前参与了精心策划、杀人时头戴面罩、作案后清理现场、归案后推卸罪责,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苏可章思维与精神状态正常,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通常,一个人情商和智商的高低只说明这个人的聪明程度,人的不聪明与司法上的精神病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把情商和智商偏低的不聪明者视为“傻子”,如果不加甄别,把他们都放到法律的框架中去评判其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那么本案中敢置法律与亲情于不顾、杀死自己姐姐全家的凌小娟,悍然向自己姨、姨丈和表弟妹举起夺命铁锤尖刀的苏可章以及为根本无法兑现的所谓“酬劳”而参与杀人的刘胜明等都不是聪明人,他们做出的是天下最傻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确是“脑子有问题”,那是否对他们也要进行司法鉴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