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眼西眼看美国(三)

　　美国胖子

　　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最繁华大都市，在巴黎与纽约的街头走，不用比较街边建筑的历史风貌，也能一眼就辨认出哪是法国哪是美国，只要你找准了辨别物——胖子。哪里胖子多哪里便是美国。当法国人优雅地检点自己身上每一块赘肉时，美国人却在迅速地发胖。美国人的发胖正如美国文化的开放性，那么一往无前，那么肆无忌惮。

　　于是美国大街上满眼都是胖子。

　　刚到美国的时候，很惊讶于胖子之多，常常驻足兴叹。那是在夏威夷，因为热，就是穿一块手绢上街，人们也会见怪不怪，所以肥胖大多袒露于外，令人触目惊心。热带服饰又大多鲜艳夺目，一片巨大的存在且鲜艳夺目着，对于视觉和其他感官的刺激就可想而知了。

　　夏威夷原本就是个出胖子的所在。土著以胖为美，女儿长到六七岁便开始养膘，吃了睡，睡了吃，严禁各种运动。养得肥肥胖胖便成了美女，有可能被国王选了去。一旦选了去，那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19世纪美军上岛，美军士兵年轻，瘦瘦的，沿山崖近海处建造兵营，地称“大风口”。二次大战日军偷袭珍珠港，轰炸机就是从这里低空飞行，直奔珍珠港的。当地土著不了解兵营为何物，整日只见瘦男人进进出出，便给这兵营起个名字叫“瘦男人村”，很有一点儿鄙夷不屑的意思了。时至今日，当地男人380磅，女人280磅，走在街上，洋洋得意。

　　待进入美国本土，华盛顿，纽约，胖子依旧多得晃眼。逛商店，供两个人休息的木椅，一个胖子居中便再塞不下什么东西。上楼梯，若前边是个胖子，那可正应了中国古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有趣的是胖子往往结伴而行，优哉悠哉，旁若无人，被旅游者遇到，常常哭笑不得，因为你想礼貌地超过他们，可得费一番功夫。

　　美国胖子之多，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忧虑。见过媒体报道，说有个奇胖之人胖得无法出门，一切生活所需全靠网上购得，后来这胖子去世，只得将房门拆掉，才把遗体运了出去。为这事，报纸电视很热闹了一阵。不过这个例子毕竟过于极端，倒是大小商店里，胖模特比比皆是了。与纤巧身材的模特一样用塑料扣了模出来，再套上肥大衣衫，立在那里，一不留神撞上，吓一大跳，以为撞上一个胖子。

　　美国胖子最大的奇处不在于多，而在于胖得坦然。大街上，你绝见不到自惭形秽、缩头缩脑的胖子，一个个全都昂首挺胸着。在他们眼里，胖与瘦没什么两样，不过是生命存在的外在形式不同罢了，而生命的尊严同样应当受到尊重。有家航空公司招募空姐，一位胖姑娘去报了名，因为胖没能录取。这位姑娘不依不饶，径直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说是歧视。航空公司也自有一番道理，飞机坐舱空间有限，以那姑娘的身材，很难在两排座椅之间灵活行走并为旅客服务。这个官司到我离开美国还没有结果，不管谁输谁赢，那胖姑娘的自尊自信，令人钦佩。

　　一个人，会不会尊重自己，是个关乎茫茫人海中能否安身立命的大事。自尊自信，不仅事业有成还会延年益寿，反之，则会一事无成甚至寿短命薄。这绝非危言耸听。如今市场经济初创，难免恶劣竞争，手段之一便是要在气势上压倒并打垮对方，于是各种概念满天飞，或掘墓挖坟，或嗟取舶来，虽非花样百出，倒也能唬一气，总之要直捣对方的生存自信，让对方以为自己一无是处，浑身毛病，凡事不成，活着都是社会累赘，更别提做事了。可怜有人便信了，自轻自贱起来，萎靡不振。人活在世，最忌讳一个“萎”字，而失去生命的尊严，这人便“萎”了，神魔鬼怪都侵得，终日唉声叹气，最终百病缠身，别说竞争能力，连喘气都难，不短命才怪！所以要想活得好，无论胖瘦，不管贵贱，自己先高看了自己最重要。

　　不过，美国饭食奶多、糖多、分量大，却真真引人发胖。从美国回来，朋友们都说，胖啦胖啦。肥胖毕竟有碍健康，为长寿计，还是正常体重的好。

　　东眼西眼看美国(四)

　　爱泼斯坦在美国 

　　我在美国期间得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逝世的消息。5月27日，我收到住在水牛城的天津犹太人马丁·贝茨的邮件，他告诉我这个噩耗，并对爱泼斯坦的逝世表示哀悼。这之后，好几位美国朋友在给我的邮件中都提到了他的逝世。近二十年，作为惟一留在中国并加入中国籍的天津犹太人，爱泼斯坦大力支持对中国犹太人的研究，上海、哈尔滨和天津的研究界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帮助，在国际犹太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泼斯坦与美国渊源很深。他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20年迁来天津，在天津文法中学毕业后便从事记者工作，先为俄文《晨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记者，1937年应聘为美国合众通讯社天津分社记者。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他立即奔赴前线采访，撰写出大量真实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稿件在美国重要报刊发表，中共南京办事处和台儿庄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43年，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纽约时报及《时代》杂志的驻华记者，他突破国民党重重防线，进入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先后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广大抗日军民，期间，新华社用手摇发动机从延安窑洞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就是由他改写定稿的。1944年10月9日，他在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里说：“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采访，历时7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不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此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就是这些文字，爱泼斯坦将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和我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介绍给美国人民，也使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权威报道者。

　　从1945年到1951年，爱泼斯坦在美国生活了5年。开始时，在美国上层仍有一种主张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的倾向，尽管力量不大，爱泼斯坦还是借助这种气氛为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促成《黄河大合唱》首次在美国演出。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黄河大合唱》，就被它表达出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感动，当时便萌生了把它拿到国外去演出的愿望。他想办法搞到一份手写的歌谱，与老朋友叶君健一起译成英文。到纽约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州长和报业大亨、《时代》《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卢斯的赞助，由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板上舞台。随着内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陡转，特别是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期间，麦卡锡主义横行，政治迫害猖獗，联邦调查局将爱泼斯坦视为眼中钉，监视跟梢称了家常便饭，许多与他联系的人士都被询问过：何时、何地、因何原因认识爱泼斯坦。即使如此，他依旧以满腔热情投身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主张对新中国“友好、承认、贸易”。爱泼斯坦经常发表演讲，为委员会的刊物和美国、加拿大的报纸及《联合劳动新闻》写稿，还完成了专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由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出版。194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委员会当月出版的第一期《东亚聚焦》封面上刊登了五星红旗，这是美国刊出的第一面全彩五星红旗图片。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录音棚里，他引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想起了天津岁月，他第一次听这首歌就在天津，而现在它被确定为国歌。

　　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编辑《中国建设》，从此定居中国，此后他曾两次赴美。1992年，他出席波士顿大学举办的“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发表论文，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八十多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利用这次学术性出访，他祭扫父母的墓地，会见亲友，还看望了几十年没有见面、曾在天津文法中学教过他的老师海伦·叶茨。1995年，高龄的爱泼斯坦再次访美，他不顾旅途劳顿，精神饱满地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我与爱老见过4次面。第一次在2001年。那时，我刚刚开始对天津犹太人的研究，正苦于史料严重匮乏，听说爱老是惟一一位生活在中国的天津犹太人，便跑到北京去采访他。那时他已是86岁的老人。采访在病房里进行。前两天他因为腹痛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作详细检查。我将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他的夫人黄浣碧老师柔婉的声音。听说是来自“家乡”天津的记者，他强忍腹痛答应了。为了接受采访，黄老师头天晚上就住在医院里帮助爱老作准备。约定的时间还没到，老人便一定要坐起来等我。就那样一直坐在沙发里。见了面，我劝老人上床躺着。爱老执意不肯。他说，你不是要拍照吗？没关系，拍完照我再上床躺着。这次采访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于2001年12月4日在《天津日报·满庭芳》发表，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天津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第一次对天津犹太人进行报道。

　　此后不久，我在京丰宾馆参加全国作家代表会，打电话给爱老，希望再次采访。他欣然允诺，黄老师还详细讲解了从京丰打的过来的路径，拐几道弯，过哪座桥，都介绍得妥妥贴贴。爱老北京的寓所明亮宽敞。从落地窗向下张望，能看见一条小河，蜿蜿蜒蜒从公寓楼后边流过。客厅里，宽大的餐桌上摊开着有关天津犹太人的照片和资料，爱老又提前做好了接受采访的准备。

　　爱老一见我就笑了，他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很好，但是开篇的那一段里描写的头戴黑礼帽、身穿系着长带子黑长袍的犹太人，是凭想象写的，那样装束的犹太人只是一个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里从未看见过。他还指着配文发表的天津第一饭店的照片说，这个地方我也住过，1937年我帮助邓颖超同志经烟台去延安，我安排她也在这里住过一夜。

　　这位世界著名的记者兼作家一丝不苟的新闻写作态度令人钦佩。

　　2004年9月，在哈尔滨犹太人国际研讨会上，我与爱老重逢。我将刚刚出版的画册《犹太人在天津》呈送给他。画册倾注了他的心血。几年来，他无私地支持我的研究，口述历史，提供照片和资料。当我请他为画册作序时，他慨然允诺，时过不久便寄来了英文的序文。序文第一句，爱老写道：“我热烈祝贺《犹太人在天津》画册编辑完成，并高兴地期待着她的面世。”他对天津的深情一如既往。会议休息时，他对我说起很想再回天津一次，想看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此后，我与黄老师通过几次电话，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事务也多，来津的念头就暂时搁置下来。

　　2005年4月22日，爱老来津参加天津邮政局为他90寿辰举行的个性邮票首发式。这位90高龄的老人终于如愿走进了周邓馆。在周恩来邓颖超塑像前，他久久地深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位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了一生的国际主义战士，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作他生命的句号。当晚，黄老师打电话给我，当我赶到他下榻的金黄大厦时，已经将近9点，爱老由于疲劳已然睡下。在客厅，黄老师将他们夫妇共同签名的画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送给我。这时，爱老在卧室听到了我们的说话的声音，传话要我进去。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坐到他的床前。爱老矮小的身体覆盖在白被单下，脸色红扑扑的，白眉毛下那双蓝眼睛温暖而慈爱。他详细地询问我的生活，孩子多大了，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告诉他，应美国美中政策基金会的邀请我将赴美演讲采访时，他很高兴，问我对天津犹太人的研究还有什么打算。我向他一一作了汇报。他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还提醒我作图片展的话不要用过多的展板介绍他。我们谈话时，黄老师一直陪同在旁。多年来，她始终陪伴着爱老，照顾着爱老，几乎寸步不离。她是一个安静的人，总是默默无语地操劳，这时，我看见她慢慢地躺了下来，躺在爱老身边，将头枕到爱老的枕头上。奔波了一天，她也很累了。我的眼睛忽然潮湿。这对老年伉俪正沉浸在人间至善至美的温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