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题与方法

　　从政治学的传承来说，政治学方法的传承是政治学传承的重要途径。政治现实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经典理论的传承逐步让位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传承。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授与传承为政治学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⑧]在我国政治学发展早期，政治学研究多采用定性和规范研究的研究方法，或者对现实政治制度进行描述，解释实际政治如何运作；或者对法律规则或者某一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进行归纳，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现实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静态的方法无法对复杂的政治现实进行有效分析，也无法适应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引入西方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量经受了西方国家政治学训练的青年学者的加入，西方政治学流行的定量方法、模型方法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带来了新鲜元素。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学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一种归纳分析，以得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点，是对政治现象进行的“非科学”的研究。而到了2010年，情况完全不同了，调查研究、大数据研究、统计分析、博弈论以及形式化建模成为该学科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这些定量、实证和动态的方法。

　　但是我们要看到，对于特定方法的偏爱以及对于方法本身的过分强调，往往也会造成只见方法、不知问题的局面。中国快速发展的特点注定了中国的政治实践充满了大量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调适、农村和农民问题、腐败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等等，中国政治学必须解决、回应这些问题，才能找到学科的价值和意义。科学合理的方法应该关注提倡，但是必须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能提供帮助，研究方法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因此，政治学研究必须是问题导向的。

　　方法固然重要，它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目的，绝对不能“为方法而方法”，更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方法”和“先进手段”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其实，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针对定量研究和模型研究长期占据霸权地位的现象，西方政治学界也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还是有很多政治学者也认为，政治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化，给予定性研究者适当的空间，政治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应该以方法为导向。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美国政治学会的会议上，就以战略家的身份提出了改革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系列计划。他提出：第一，政治学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即在社会科学中一流的学识是不需要使用数学方法的。第二，寻求改变能够培养博士的那些大学聘任新教师的方法，要给定性研究者更大的空间。第三，对形式模型和统计研究方法有充分的了解，既要向学生传授方法论的精确性，又要让学生知道数学的局限性而破除对于它的迷信。第四，政治学发展的目标不是用一种狭隘的观念取代另一种狭隘的观念，而是要拥抱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⑩]。

　　同样的，既然方法只是一种分析工具，便没有最先进、最科学和最好的一说，而只有最适用的，因此不能简单盲目的抬高定量研究而贬低定性研究，一味追求实证研究而忽视规范分析。只要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分析特有的政治现象，有利于我们发现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就应该为我们所用。在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有过一个希望采用当今最尖端技术的阶段，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只是在有了惨痛教训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才认识到适用技术的重要性。[11]因此，不能过分迷信方法，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最有效、最可取的方法。在今后的政治学研究中，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西方先进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和借鉴，但切忌盲目跟风。同时要注意方法的创新，不能单纯片面的模仿西方或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须根据学科特点、现实需要以及不同的实践进行改造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