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与中国

　　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学在我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要处理好西方与中国，也即“外来”和“本土”之间的关系。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最早出现在西方，1880年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研究院，形成了政治学科体系，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在我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却是畸形和坎坷的。旧中国，对政治理论问题的研究始终比较落后，长期不能突破封建老旧学说的圈子和对西方政治学的简单追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治学有了短暂的发展，但在50年代初，受苏联影响，政治学被迫取消，直到1980年才恢复重建，在这期间，政治被简化为阶级斗争，领袖的政治判断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我国只有“政治”而没有“政治科学”。[④]这样来看，我国真正意义的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只有30多年的历史。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也没有将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体系化、学术化的传统。虽然我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以及主要的思想观点，对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构建和政治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却没有像西方政治学家那样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体系。可以说，我们有的只是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学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借鉴甚至模仿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是不可避免和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政治学刚刚起步时，政治学研究面临着无队伍、无资料、无成果，一切皆需从头做起的局面[⑤]，向西方学习是更好的发展我国政治学的一个起跳板。

　　然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应注意到，过分强调或者迷信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方法，可能导致两个问题，反过来阻碍我国政治学的发展，第一，使政治学研究与我国现实相脱节，只是盲目、简单的套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或模型。第二，使政治学研究者无法自觉、有效的创造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体系，只能处于一种鹦鹉学舌的境地，弱化中国政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在过了政治学的“补课期”，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机会与危机并存、传统与现代碰撞、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时代，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西方政治学毕竟是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其理论、观念和方法，也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并非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西方政治学对于西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未必符合中国的现实，同样的条件可能在中国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学对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的研究，不可对西方政治学削足适履。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学者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已经开始了从“取经”向“本土化”[⑥]的转型。学者从一开始的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进而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模型和方法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到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开始形成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致力于梳理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诸如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农村政治、反腐败、民主政治建设等。在今后的政治学发展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实现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要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在借鉴西方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于那些有共同规律的政治现象，我们要学习西方政治学中的有益成分，摒弃其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与中国现实不符合的理论，做到适度的平衡和批判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