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岁在《天津日报·尽朝晖》发表处女作《麦花香》，谈稿，见作者，都是达生编辑，在一楼右边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待进入报社才认识孙犁。《麦花香》一发表，当时负责编辑《天津文艺》的刘怀章、冉淮舟同志就向我约稿，冉淮舟还一个人跑到我插队的村子里去找我。我那时正在麦场上干活儿，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叫着我的名字，说天津来了人，吓得我七魂出窍，以为家里出了事，披一身麦糠便往大队部跑。见了面才知道素不相识，好几百里地专程赶来，就为了让我写一篇小说。我始终搞不懂刘、冉两位何以对我这样关注。2002年春天看到怀章老师，他已经退休，谈起往事，他才告诉我当年是孙犁看了《麦花香》，高兴地向他们介绍，说有个女孩子如何如何，他俩兴奋得一夜没睡，才做出了远赴保定约稿的决定。怀章老师说这话时是在酒席上，我记得自己立刻便热泪盈眶，并不顾席上其他人的惊诧，连连拭泪。因为这30年前的小小细节，印证了30年来我一直暗暗持守着的一个感觉，那就是孙犁大师始终都在用他的手扶助着我，不管他处于何种境地，或逆或顺，尽管从初次相握到如今，没有任何承诺。

　　1978年，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到中文系的课堂上去系统地读书。那年头中文系的学生个个写作热情高涨，我们自己动手编了一本油印刊物取名《谷雨》。同学们对孙犁特别崇敬，希望老人能为这本刊物题写刊名，公推我去上门求字。孙犁对青年人的要求从不拒绝，尽管《谷雨》是本校园油印刊物，在文坛上可谓无名无姓，老人还是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刻铺纸研墨。写完了他还连连说，写得不好，凑合着用吧。回到校园，我连夜将这情景写成一篇散文，在《谷雨》创刊号上与孙老的题字同期发表。这一期刊物，同学们爱不释手，竟有人来索要散文原稿读的，传来传去，连我的原稿也传丢了。

　　1979年，伤痕文学兴起，受它的启发，我写了一篇小说《校长和她的儿女们》，交给日报文艺组组长。小说写得并不好，组长王干之不同意发。也许，小说调动了我一段伤痕状态的生活，也许，我对小说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总之我那时很任性，竟一个人跑到孙犁的家里去。唐山大地震后，孙犁就不再上班，但他的家却成为我们的“第二编辑室”，许多版面的大政方针都是在这里制定出来的。孙犁住着报社多伦道宿舍大院两间北房，冬天到了，房间高大而寒冷，他点一只烧煤球的小铁炉。因为房子大，烟囱伸出去很长很远，却只有靠近炉子的三两节能够烧得热，其余的就与房间一样冰凉着，而整个房间，也只有炉子周围那小小一圈才能存住些暖气。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冬天孙犁总是围炉而坐的。就在这炉边，他听我一字一句地朗诵了那篇小说，五千多字，从头到尾，他坐着一动不动。那时，他身体很弱，头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后来他的胳膊肘拄在了桌边上。

　　这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他的皮肤出奇地薄，修长的指骨和瘦峭的骨节暴露无遗，青色的血管在指骨间伏走清晰可辨。这可能是世间最无力、最不能承担托举之劳的手了。但他却对我说，告诉老王，就这样发吧。当我朗诵完毕，从自己幼稚的激情中走出来，希望唤起对面这位老人同样的感动时，他却平静地对我说，就这样发吧。这篇小说因此得以发表。

　　许多年以后，当我明白了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无礼，多么的少不更事，也同时明白了孙犁作为一位大师级编辑所独具的慧眼和胸怀。不是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能有机会成为作家。当一个新作者起步的时候，给他机会比给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和天津50年代兴起的一批工人作家，哪一个不是这样在孙犁的手中起步的呢?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天津日报文艺部，继续做编辑，更频繁地出入孙犁的家。孙老有两张桌子，一张写字台靠窗，写作用的；另一张八仙桌迎门，会客用的。客人来了，孙老总是坐东边，将西边留给客人，客人这一边的桌角上，嵌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遵医嘱，谈话不要超过20分钟。而这份医嘱对我们却无效。大到文坛风云，小到“文艺周刊”稿件，八仙桌边永远谈笑风生。

　　那时，孙老正在写作他的“芸斋小说”系列，已有多篇发表。我感觉这些小说与他的“白洋淀小说”在艺术上有很多不同，经历了“文革”，他的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小说进入了一个他从未表现过的、崭新的境界。我想写一篇评论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但心里没底，因为没有相当的理论把握能力，是拿不起这样一个课题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孙老，他当即鼓励我，说放开手写吧，写完我看。文章写得很慢，写写停停，直拖了一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期间，孙老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更没有催促过。待我将写好的文章送去请他指教，他高兴地留了下来。过了几天，他专门托人捎来信，说稿子读过了，写得很好，他一字未动。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评论》上，发表后，他又特意送我一幅他写的条幅，抄的古诗“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篇《试论“芸斋小说”的艺术风格》后来收入孙犁研究会编辑的《孙犁作品评论集续编》，看了目录，我才知道它是第一篇对“芸斋小说”进行评论的文章。孙犁是大师级作家，多年来对他的创作进行评论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理论阵营，其中高手如林，而这样一个重任，他却交托与我，交托与一个新人，一个在文学评论方面毫无经验的毛丫头。这篇文章很幼稚，却是我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的起点；没有孙老的鼓励，它不会发表，没有它也就不会有我其他的评论文字，更不会有我的理论专著《侦探小说学》了。

　　1986年，有感于当时天津文坛一批青年作者勤奋笔耕而鲜为社会所知，我策划了一个破天荒的行动：在一段时间里，由天津日报集中推出一批他们的小说，并且每一篇都配有评论家的专评，一起发表。行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发表了赵玫、余小蕙、李晶、牛伯成、张永琛、王爱英等人的作品，其中也有我的短篇小说。但如此隆重地推出青年作者，在“文艺周刊”尚属首次，特别是这批版面上又有我的小说，编辑部内部看法很不一致。我们久已习惯了只编不著，习惯了“编辑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单一的工作方式，况且那年头“成名成家”、“实现自我”的意识还在主流观念领域中受着歧视，三十郎当岁的我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大家都在期待着孙犁，等着他拿出意见。我多想独自一人跑到孙老面前，向他陈述，向他倾诉，但我毕竟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毛丫头了。我能做的，惟有坚持和等待。孙老的意见是辗转传过来的，他说，年轻人有想法，让她试一试嘛。他的意见立刻平息了所有议论。这个行动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献廷同志还专门撰文以《谢谢“文艺周刊”》为题给以高度评价。多少年过去了，这批青年作者都成长为有相当成绩的作家，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对天津文学事业的贡献。而只有我，才明白孙老在整个过程中给了我怎样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