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我头顶冀中平原的高粱花子进入天津日报，被分配到文艺组做记者。那时，报社还在鞍山道的老楼里，文艺组在三层右边，里外两大间，里间坐着7个编辑，外间，摄影记者和美术编辑挤在一块，进进出出的，看不清有多少人。我归文字这一摊，自然往里间走，迎面，一位高高瘦瘦的老人从座椅上缓慢地站起来，向我伸出他的手。

　　“这是孙犁同志。”

　　组长王干之和副组长亚芳连忙介绍道。

　　握手的印象至今清晰如昨。孙犁的手很柔软，暖暖的，仿佛一种安抚，多忐忑的心也会变得平和而安定。

　　他却什么话也没有说。那是1975年。

　　“十年动乱”已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这场浩劫将延续多久，那些倒行逆施的败类正以

　　百倍的疯狂，妄想阻拦历史前进的脚步。经历了“牛棚”、“干校”的孙犁，此时已重新回到他从1949年天津日报创刊就一直工作

　　着的岗位，继续编“文艺周刊”，所不同的是，这块文艺作品版已更名为“尽朝晖”，而作为

　　“文艺周刊”的创始人之一、奠定了“文艺周刊”关注现实、扶植新人优良传统的一代编辑典

　　范，孙犁却只能做一审。这属于实习编辑的差事，他却一如既往地认真着，遇到能用的来稿，诚心诚意地与二审商量，不能用的，则一丝不苟地退稿。看二审的是达生同志，三张桌子为一组，达生与董存章同志对面，孙犁打横儿，这个犄角儿就形成了1975年直到唐山大地震前“尽朝”的编辑班底，而同事们个个心照不宣，对孙犁都很尊敬，他的审稿意见往往便是终审意见。

　　那年头知识分子成堆儿的地方流行着一种奇怪的称呼方式，互尊为“师傅”。男士犹甚，老李便是李师傅，小周便是周师傅，以此类推，如同我们今天互尊为“老师”一样。初时，我很怀疑这风气与社会上盛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工宣队进驻有关，但又私下揣度，我插队的乡村也进驻了军宣队，怎么不见农民互尊为“班长”呢?不管风吹草动，在农民眼里，侄子还是侄子，大爷还是大爷，绝乱不了辈分的。不过，在报社，孙犁还依然“老孙”着，因为在大家心里，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律法，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信守：孙犁是不可更改，不可撼动的。

　　孙犁是个好静的人，轻易听不到他高声说话.。他还很爱干净，看稿时便戴上一副套袖，旧衣裳做的，褪了色，灰灰的辨不清当初模样，却被他洗得干干净净。他的桌面擦得也很光洁，伏案一天，套袖也不见一星儿尘土。下了班，他把套袖摘下来卷好，放进抽屉里，整整齐齐的，明天再戴。他虽然不说话，他的好静好净却仿佛有一股磁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那时，文艺组办公室里从没人大声喧哗，也没人谈论家长里短，不知不觉，我也做了一副套袖，一直用到1978年冬离开报社去大学读书。

　　其实孙犁很爱笑，很爱大声地笑，是那种头向后仰着、开怀的大笑。那时报社有严格的工间休息制度，上午10点、下午4点，人们会自动放下手里的工作活动活动胳膊腿。好动的去打乒乓球，孙犁每每只是从里间走到外间来，依旧是坐在椅子上，与同事们聊聊天。他很爱与青年人接近，与青年人聊天，话语绵软得很，青年人也喜欢他，他便常常成为聊天的中心。有一回大家聊起收入，有个年轻人开玩笑，说老孙，我的工资还抵不上你工资的零头呢。我替老孙打抱不平，竟顶撞道：“人家老孙参加革命的年头还长呢，这个零头你还抵不上呢！”本来无非玩笑，看我那认真劲，孙犁禁不住大笑起来，头向后一直仰过去，仰过去，直将他苍白的脸笑得红红的。那笑声很清越，像山涧中飞石激起泉水，许多年以后我都在想，那真是一种少见的笑啊，很少见年老的男子能这样清清亮亮地笑，那需要多么干净的心胸，多么一尘不染的一副铮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