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起义时的手表

　　这是一块欧米伽手表，是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起义重大抉择时刻用过的。

　　1902年10月，曾泽生出生在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曾先后进入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学习。1939年起任国民党军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1946年率第60军进入东北。1948年3月由吉林撤到长春，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7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0万余人，在以郑洞国为首的第一兵团部率领下，固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野战军主力，然后打通北宁线，扭转战局。

　　1948年6月，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 ”的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等办法来围困长春。当时摆在曾泽生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定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被歼于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

　　第60军原属于滇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素有矛盾。最后促使曾泽生毅然下定决心的，是北宁线被解放军切断、锦州被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大势已去。9月22日晚上9点曾泽生召来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首先提出了起义问题。后经推心置腹的畅谈，第60军的三位主将终于统一了思想，确定了反蒋起义的方针。具体行动计划的研究工作，也从此在严守秘密中展开了。 

　　就在曾泽生将军与陇耀、白肇学密商起义的过程中，蒋介石促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部突围的三道手令陆续下达到长春，郑洞国决定10月17日拂晓开始突围。10月14日，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到解放军一兵团部联系起义事宜。兵团首长们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后，认为第60军起义的真实性很大，对张秉昌和李峥先明确表示：（一）第60军反蒋起义我们欢迎，如果不是真的，借起义之名而行突围之实，我们则采取坚决歼灭的行动；（二）第60军要调转枪口沿中山路对新7军及郑洞国的兵团部设防；（三）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第60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52师师长李嵩及该师三个团团长扣押起来，强制暂编52师服从指挥；（四）第60军应派182师副师长李佐、暂编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商议起义具体事项。

　　16日下午，张秉昌和李峥先带回的消息，使曾泽生十分欣喜，当即派出李佐和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同解放军共商起义的具体事宜。李佐和任孝宗给解放军带来了蒋介石给郑洞国的手令和国防部“代电”及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向他们传达了根据东北局指示精神、兵团领导研究的意见，并通知李佐和任孝宗，刘浩为解放军代表，随同他们一起进城。与此同时，第60 军严密封锁消息，严加戒备，沿中山路向新编第7军布防，监视暂编52师。曾泽生连夜赶到暂编21师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最后他仔细看了一下始终戴在手腕上的这块欧米伽手表，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就宣布第60军起义！”

　　10月17日下午3时，曾泽生在解放军代表刘浩同志的陪同下出城。当晚，第60军即同解放军交接了防务。18日凌晨，曾泽生率领第60军全体官兵共2.6万余人按指定路线退出长春，开赴九台整训。

　　曾泽生的起义，骤然改变了国民党军在长春“固守”的局势，促使新编第7军和第一兵团部被迫投诚。长春市解放，对整个东北战局乃至全国各个战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1949年1月，曾泽生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先后参加了解放鄂西、进军西南、抗美援朝的作战。

　　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曾泽生去世后，这块手表一直由其爱人李津生珍藏。1985年李津生将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