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反腐的限度和问题

　　网络反腐在展现出其优势和力量一面的同时，也同时表现出了其令人不安的一面。如果对这一方面认识不足，处理不好，反而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一)民粹性

　　网络反腐的成功使得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更加简化方便。这种便捷的政治参与方式在传统的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极大地激发了公民政治的参与热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网络反腐中也存在一种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

　　有些人打着人民的旗号或维护人民利益的招牌，却不尊重法治的基本精神，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网络反腐，而代之以道德审判、人肉搜索以及谩骂攻击等网络民粹主义的方式，达到绑架舆论的目标。并且在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自认为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实仅仅代表了一小部分特殊利益的群体，是以小部分人的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是以小部分人的诉求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之上。这些人反腐的动机和方向可能是正当的，但是反腐的要求和目标可能却是超越制度和法律的界限的，并且以动机和方向的正当性来掩盖方式和目标的非制度化，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反腐效果。这种声称代表人民而事实上仅反映少数人的想法，并且无视或蔑视制度化与规范化参与的方式，正是网络反腐中的民粹主义。

　　随着我国网络反腐的推进和进一步发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自视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积极投身于网络反腐，但是其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可能使网络反腐适得其反。

　　(二)夸大性

　　放大效应是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体的特性，媒体对曝光的事件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具有放大性。这种放大性在网络反腐中既可以放大反腐的成绩，也可以放大腐败的程度。网络反腐可以提升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但是网络反腐与提升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呈正相关的。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网民对腐败现象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腐败的网络曝光密度是有关系的，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过多的腐败现象反而会降低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2]]。网络上频繁出现的腐败现象会在民众的心理上产生一种集聚放大效应，使他们误以为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不可救药的程度了。由于网络是一种新兴媒体，其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根源于网络是一种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传播媒介。网络对腐败现象的报道由于其“立体”效果加之曝光密度频繁，很容易瞬间冲破民众对腐败现象的承受底线，存在降低政治信任的风险。

　　(三)情绪化

　　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在特定的条件下就会使某些社会群体产生不满情绪。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比较方便地借助于高科技技术和网络来作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而腐败现象又提供了宣泄不满情绪的素材和契机，于是就有人借助于网络反腐宣泄情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舆论和群众，影响现实社会。特别是近年来，微博日渐兴起，越来越演变为通过网络反腐宣泄不满情绪的加速器。他们以键盘做武器，以干部腐败为靶子，拉开阵势就骂街，挑起负面情绪，然后接踵而来的哄客将口诛笔伐变成网络的狂欢。

　　因此，我们要看到网络反腐在提升公众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会激发其非理性的对抗性情绪。一些网民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往往在没有分辨腐败事实和对腐败案件处理进度的前提下就要责怪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或“官官相护”，就要“替天行道”，发表异常激烈的言词。这种情绪又会在网络上互相感染，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激烈性和情绪化，在人群中产生一种对抗性的思维逻辑。大量的案例已经表明，这种情绪化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制度化”或“极端方式”表现出来的，并随时可能由“线上”转化为“线下”，由虚拟网络转化到现实生活，产生群众性事件等不良后果。

　　(四)责任缺失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又与现实相连，在我国网民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参与通常是匿名的，或者是个虚拟的代号。这种虚拟性在网络反腐中可以为举报人提供安全性，也可以使得举报人丧失必要的责任性。安全性是网络反腐得以成长的保障性条件，但这种虚拟性在提供安全性的同时也出现了责任性缺失的问题。由于大部分网站还未要求实名注册，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这种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但这种缺乏约束的“言论自由”必定是缺乏责任感的。

　　于是，就会有人通过这种网络举报的方式泄私愤打击报复他人，无中生有地编造所谓的腐败事实，栽赃诬蔑。他们不仅把虚假的腐败线索通过网络提供给反腐工作的相关部门，而且在缺乏事实根据的前提下就把相关内容通过网络公之众。也有人因为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加剧的缘故，利用网络反腐的形式进行“社会泄愤”[[3]]，无中生有地侵犯他人隐私权与名誉权，这都是责任性缺失的表现。这一方面侵犯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是一种侵犯名誉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给有关部门的反腐工作平添了许多障碍，转移了反腐工作的视线，干扰了反腐工作的正常进行，使本来就复杂的反腐工作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