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战略高度保障中国农业安全

　　由上可知，农业对于中国有着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但中国的农业却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农业本身又天然是一个要承受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因而绝对不能听天由命，任其自然发展，或遵从市场价格信号听任“看不见的手”来自行调节。所以，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有宏观战略。这些宏观战略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在思想认识上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农业。中国未来必须要重视农业，不仅仅是从农业产业的角度来重视，而是应该把农业提升到像国防军事以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其实，不仅是中国重视农业，西方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农业。如在美国，农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人口总数的1-2%，数量不到600万，但农业部却是雇员人数最多的联邦机构之一，高达10万之众；并且，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1995-2002年，美国共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14]。并且即使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补贴也从严没有停止过对农场主的补贴，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另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0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发达国家每年对国内农业实施的补贴总额为2350亿美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每年减少出口额达400亿美元[15]。如前所述，由于农业对于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要更加超越其他国家，一定要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中国农业。

　　第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一个专门关于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应该说，这个一号文件反映出中央对中国农业发展现状最薄弱环节的认识非常清醒而及时。由于农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因此要求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由财政承担主要责任。同时，由于增加对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科技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也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推进实施。

　　第三，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佳方式是家庭经营，但是家庭经营的最大劣势是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虽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但是却辅之以非常强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大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保障了农民所需要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所需要的供求信息、生产资料、技术支持、政府政策、贮存运输和市场买卖等一切服务，确保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农民利益的有效实现。

　　如美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公共服务体系＋合作服务体系＋私人服务产业”三足鼎立式的网络组织体系，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协调，优势互补，自我发展。公共农业服务体系主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合作推广局等联邦农业服务机构，二是各州赠地大学农学院及其附属机构农业试验站和合作推广站组成的农学院综合体，它们共同负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等方面的服务。合作服务体系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农场主合作社，二是合作农业信贷体系。农场主合作社是农场主为保护自身利益，对抗商业垄断组织而成立的各种非盈利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有生产合作社、销售合作社、购买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等，对其成员不以赢利为目标，对非社员则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农业合作信贷体系主要任务是向农场主和合作社提供廉价农业信贷服务。私人农业服务体系主要由私人农业服务企业包括独立经营的家庭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构成，对农业的服务范围几乎涉及所有领域，从农机、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到农业生产环节的机械化作业，到农产品的储运、销售、加工等。这些私营农业服务企业完全按市场价格机制和交易原则进行经营性服务，以公平的市场交易来实现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16]。

　　当前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以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为主，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弱，因此对于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更有迫切的需要，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审视这个事实，做出重大部署。

　　第四，优先考虑种子安全。在知识产权已经覆盖到种子产业的今天，完全可以说，种子产业是整个农业产业的基础。因此，确保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必须优先发展种子业。我国现已保存3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名列世界第一。但我国种质资源的基因鉴定、研究和利用工作严重滞后，影响了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效率。国家应该通过有效措施，把生物技术运用到作物品种改良上来，培育一些在高产、优质、抗病虫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性的品种。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

　　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种质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加大在种子研发方面的投入。

　　第五，加强对农产品进出口的监管和外资准入的控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大大放宽了对于农产品进出口和外资准入的限制。中国入世后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进口许可、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2004年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由入世前的21%降到15.8%，随后进一步降低到15.2%。二是对粮棉油糖等10种大宗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不断完善配额管理制度，扩大向非国营企业的配额发放比例，配额内实施关税为1%-15%。2006年起取消了对植物油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三是取消了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更多使用对贸易无扭曲作用或扭曲作用最小的国内支持政策[17]。

　　由于农产品对于中国的特殊性，开放和保护应该适度，今后中国还应该强化对农产品进出口的管理，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积极推进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统筹管理农业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对于水稻等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利益的主粮产品，明确纳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范畴。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利益的原则下，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进出口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外资准入和管理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报告和安全审查机制[18]。

　　第六，慎重对待转基因农产品。转基因农产品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巨大的争论，除了其食用安全性的风险之外，生态的安全性、专利的垄断性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等因素都是要综合评估的因素。转基因农产品之所以得到推广，最主要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运用不当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迷信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虚假宣传，必须要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依靠传统的育种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完全可以解决全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转基因技术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并不是唯一选择；掌握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并不是像他们自我鼓吹的那样是解决世界人口的饥饿问题的，恰恰相反，通过垄断和专利保护攫取高额利润才是其主要目的。至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把中国的主粮转基因化!

　　正如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黎将军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在进入新世纪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复杂。目前国内的利益集团与境外资本相互勾结利用，在中国兴风作浪，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性大大增加，若不采取措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19]。我们必须擦亮眼睛，看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阴谋，确保中国的农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