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上之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就让敌人屈服、投降是战争最高智慧。简单的说法：就是让对方知道如果战争他们一定输，不战争倒可以避免损失，从心理上压倒对方，让对方屈服。
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时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谋略运用在其中，迫使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和平解放北平，接受改编。使北平这座历史古都免于战火的破坏。毛泽东主席深知只要是战争，就会有杀戮。即使战争胜利，也会造成人员伤亡，造成大量财政资源及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环境污染，让人民不能生存，削弱国家的实力。然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没有损失的，对人民来说，利大于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筹划平津战役时，中共中央在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决国民党的同时，也把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提到日程，希望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我军对敌人从来都是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对敌军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工作，并把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在平津战役中是显而易见的。攻打为了和谈，以斗争作为谈判的后盾。下面笔者就从三个方面浅谈一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如何在平津战役中体现的：
一、分割包围，歼灭35军，迫使傅作义和谈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对华北作战策略。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暂守平津，确保海口，以观时变”的作战方针。蒋介石也认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会受到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会后，傅作义对部队重新作了调整：将主力军约60万人部署在滦县与柴沟堡之间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防御线，以抵御解放军的攻击。傅作义这一部署很明显反映他在守与撤之间正在徘徊。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则着眼于全国战局，并且针对傅作义集团的动向，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并制定了作战方针，其核心目的就是将傅作义抑留于华北，分割包围，就地歼灭。平张线是连接傅系军队后方绥远的生命线，张家口为平张线之战略要冲。包围张家口，切断平张线就能够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毛泽东在发给东北先遣兵团的电报中指出：抓住扭打敌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张家口被围后，守敌司令官孙兰峰向傅作义紧急求援，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包围张家口不过是一次局部性行动，即命令自己的王牌军35军的两个师及驻怀来的第104军1个师紧急驰援张家口。敌果西援，入我瓮中。中央军委立即下令华北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切断平张线。由于东北先遣兵团攻克密云，暴露我军行踪，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入关，直接威胁北平，十分吃惊，于是紧急召回35军回北平。我军则迅速反击，将敌35军严密包围在新保安。这时，傅作义西路虽被堵死，但平津、津塘尚未切断，傅作义仍有经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按照毛泽东指示，晢缓攻击，在两个星期内不打，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灭。
此时，傅作义感到局势危机，便派出崔载之、李炳泉与我军接触，双方谈判代表在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时，由于双方的想法和立场距离很大，很难谈出结果。傅作义一方面想通过谈判缓解一下战场上的压力，以便保存35军和104军。所以，双方谈了十天多，没有明显进展，但是双方已经摸清了对方的意图。而逼迫傅作义走和谈之路则是上上之策，可是傅作义在未受到严重打击以前，和谈是不会顺利的，必须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部署对新保安之敌实施军事打击，在军事上给傅作义重击。于是中央军委命华北2兵团于22日对新保安发起总攻，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35军，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傅作义痛失王牌军，又被我军围困在平张线。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又对傅作义在政治上发动强大的攻势，中共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把傅作义列入名单之中，一是为了保护他，因为蒋介石对傅作义与中共接触已有所耳闻；二是为了敦促其接受谈判条件。傅作义在军事、政治的双重打击下，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试探着走和谈的道路。但是傅作义还是存在许多不实际的幻想，想要拖延时间，谈判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毛泽东决定再给傅作义一点颜色，这就是围攻傅作义眼皮下的天津城。
二、攻克天津，切断敌军退路，孤立北平敌军
天津作为国民党平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北平的门户，它在华北问题的解决中对敌我双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傅作义命陈长捷坐镇天津，陈长捷自诩“大天津堡垒”、“固若金汤”，企图依托坚固的防御体系进行顽抗，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军包围天津后致函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希望在总攻之前进行和谈。而陈长捷在傅作义指示下，在和平解放天津的问题上始终与我军在谈判中以天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徒劳最后的资本，一再拖延，错失和平解放天津的时机。而我军解放天津，必然加速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因此，双方都在施展谋略，努力使局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
1月12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聂荣臻，指出如果天津的敌人能接受解除武装的条件，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攻击占领天津。如果敌人不能接受你的条件，你应该适时拿下天津。由于陈长捷等人一再拖延和平解放天津，而此时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围困，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最终不得不对天津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14日，平津前线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下令立即进攻天津。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结22师，对天津发起总攻，部署“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法。经过29小时的激战，解放天津。15日下午三点，共歼灭敌军130000人，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7日，我军占领塘沽，阻挡了敌人向南海上逃跑的通道。
虽然我军争取天津和平解放的努力没有成功，天津最终被武装力量解放，但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对和平的希望。天津战役的重大胜利，切断了华北敌军的海上退路，使北平已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打破敌军最终幻想，接受改编，和平解放北平
北平当时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200万人口和众多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中央军委为了保护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的破坏，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时就决定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傅作义也深知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一旦在北平开战，任何决策者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天津战役，解放军不仅切断了北平守敌南逃的退路，使之陷入完全孤立覆灭的绝境，同时也打破了傅作义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最终幻想，迫使傅作义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不得不迅速作出最后抉择，加速了北平和谈进程。毫无疑问，天津解放给傅作义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打击，这使他意识到，如果他无限期拖延，北平就会遭遇天津的命运，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接受和平的条件。因此，傅作义最终决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月19日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1月31日，国民党北平全军出城，按照协议接受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毛泽东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实行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并举策略的伟大胜利。
平津战役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指挥平津战役过程中，运筹帷幄，高瞻远瞩，采取灵活高超的战略艺术，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武力解决与不流血的斗争方式相结合，暂时让步与集中力量消灭首要相结合，使平津战役画上完满的句号，并创造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的“三种方式”，那就是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这三种方式为新中国的解放提供了范例。
（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