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讲：“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善于指挥作战的要克制你的对手，不要被对手所控制，在作战中要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这些都是孙武在两千多年前悟出的道理，而在平津战役血与火的战场上再次得到运用。
1948年11月开始的平津战役，使孤悬于华北的傅作义集团60万人成为惊弓之鸟。根据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准备实行隔离北平、天津，包围唐山，歼灭芦台、唐山之敌的作战部署，不让傅作义集团南逃或者西撤。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接到命令后，于11月25日挥师入关挺进唐山、芦台。
傅作义为确保塘沽海口安全，把津塘两地划分为一个守备区，以17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司令，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具体部署是以独立第95师和警备第3旅担任塘沽正面守备；以保安第5团担任塘沽北侧和东北侧的警戒任务；以第87军主力配置在塘沽新港纵深地区；以该军1个师担任塘沽西南地区防守；以第318师控制在新港及其西南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另以海军第1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主力舰“重庆号”和几十艘军舰海上游弋协助防守，既可以增强机动火力，又可在必要时掩护撤退。
12月23日，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政委罗荣桓决定，第2、第7、第9纵队10个师，在7纵队司令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下攻占塘沽，攻击时间在12月27日以后。第2、第7、第9纵队接到作战命令，积极进行攻打塘沽的准备，组织对敌情、地形的侦查和勘探，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并且对塘沽之敌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但是作战效果很不理想。在试攻中，我军虽说占领了一些村镇滩地，但是伤亡非常严重，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伤亡600余人；21师配合第9纵队攻占塘沽新河镇，歼敌140余人，伤亡400余人，两次进攻都得不偿失，指挥员急的团团转，战士们也感到非常窝火。
为什么试攻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一、塘沽的地形沟渠纵横，沼泽遍地，加上地面都是盐碱地，到了冬天泥泞的地面也不上冻，这很不利于大部队移动，很不利于重火力作战。二、敌人是以海军第三舰队主力舰“重庆号”和几十艘军舰协助防守。双方一交火，敌人就撤到军舰，用军舰的炮火向我军反击。因此，攻打塘沽地势对我军进攻很不利，很难达到将敌人堵截围歼的目的。
针对这种情况，新河镇战斗一结束，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等几位纵队领导就聚集在前线指挥部，对塘沽地区的敌我形式、地形和兵力进行了分析对比。政委吴富善首先说：“从毛主席到中央军委，以及东总（东野总部）的作战部署，都是首先夺取塘沽，断敌海上退路。推迟对塘沽之敌的攻击，改变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事关全局，不是一个小问题。况且这又是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的第一仗，影响很大。我和邓司令都不是那种遇到一点困难就犹豫不前的人。但在这样的地形、敌情条件下，用几个纵队的兵力打塘沽，不仅部队伤亡大，而且实在难以做到速战速决。”邓华司令接着说：“坚持打下去，费时费力，损兵折将也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港口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之敌，塘沽战斗一旦不能速决，到一定程度，天津之敌就有可能趁机突围。不管天津之敌是东进塘沽还是西逃北平，都将使平津战役的情况变得复杂。因此，对塘沽之敌的攻击，时间宜推迟，以便充分准备。”副司令曾克林、参谋长高体乾说：“拿下天津，同样可以达到阻止平津之敌从海上逃跑的目的。打塘沽不如打天津影响大，并且对我们更为有利。”[1]最后，纵队领导班子达成共识，根据战场地势和实战结果，从战略布局出发，暂停对塘沽之敌的攻击，建议东总推迟攻打塘沽的时间。
在试攻塘沽过程中，东野2纵和9纵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和问题。2纵司令刘震、副司令吴信泉带领各师指挥员顶风冒雪到作战前线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冻的绵延盐田。而他们当时又无力封锁海面和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9纵的战士们在退潮后好不容易筑起的工事，潮水一来就都被海水吞灭了，在构筑工事过程中，敌人军舰的炮火还不时地向战士们袭击。9纵虽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塘沽守军发起攻击，但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未获成功。
当天晚上，三个纵队的领导都到北塘7纵前线指挥部开会，对试攻塘沽之战进行了情况沟通和战略研究，经过研究，大家所见略同，在攻打塘沽利弊得失的问题上看法一致，这就更加坚定了缓攻塘沽的决心。当即便由7纵领导班子成员邓华、吴富善、曾克林、谭甫仁、高体乾共同签发了上报东总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目前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上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攻击时间推到月底为宜。”这份电报如实汇报了塘沽的地形、敌情、战况，并向东总提出了缓攻塘沽的建议。
接到7纵的电报，12月26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率领作战处长及参谋人员，乘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7纵前线指挥部。刘亚楼参谋长一下车便立即召开会议听取汇报。邓华司令员指着面前的地图说：“塘沽东临渤海，南临海河，我们无法实行迂回形成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背靠大海顽强抵抗，我们很难断敌后路全歼敌人。除渤海、海河外，周围河沟很多，宽三米左右但水很深。除铁路与路东一条小路有桥外，其余不宜通过，而敌人则可凭河沟坐守。西南和北面直到海边，都是盐田和草地广阔平坦，草地潮湿泥泞挖沟有水，盐田冬不结冰，部队难以展开攻击。”刘亚楼参谋长静静地听着邓华司令的汇报，还时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邓华司令说：“敌人以塘沽外围沿滩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掩护。我军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做冲击出发地，但至敌阵地前沿仍要通过大片平坦盐田。在这种不利的地形上，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强攻，我们的代价太大了。”听到这里刘亚楼参谋长点了点头，然后看着吴富善政委问道：“你们的试攻情况怎么样？”吴富善政委回答说：“23日以来按东总的命令，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虽说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摊地，但伤亡太重，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所以我们才全部暂停攻击。这样的地形实在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兵力展不开，掩护火力发挥不了，正像一些战士说的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有劲儿使不上。”刘亚楼参谋长停下手中的笔，深思一下又问邓华司令：“9纵队在大沽那边情况怎么样？”邓华司令员说：“昨天，我们和2纵队刘震司令、9纵队詹才芳司令都会了面，一起勘察了地形，作了分析。詹才芳司令说，他们趁海水退潮后筑了一些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前天他们25师向大沽守敌试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敌人海上舰炮拦阻轰击。由于部队没有任何工事屏障，无法接近敌人，两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也比较大。”吴富善接着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在目前的地形、敌情条件下打塘沽，自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把敌人赶走，且无法全歼敌人，也难以按东总的要求，迅速占领塘沽。再加上战斗中天津守敌有可能突围，使战场形势复杂化，所以，我们才向东总提出我们的意见。”
刘亚楼、肖华等人听完汇报后，又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和泥泞的道路到前沿阵地查看地形。刘亚楼、肖华等人手持望远镜一遍一遍从远看到近，又从近看到远，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和敌人阵地的情况。了解完前沿阵地情况，刘亚楼、肖华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看到刘亚楼参谋长的表情，邓华司令和吴富善政委非常紧张。回到7纵队司令部天色已晚，刚吃完晚饭，刘亚楼参谋长就把大家叫到一起继续开会。刘亚楼参谋长首先说：“下午听了你们的情况介绍并且看了前线的地形，我心里有底了。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天津之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做个样子，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人指挥部已搬上军舰，我们不能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延长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刘亚楼参谋长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志，最后以慎重的语气问邓华和吴富善：“如果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是否认为更有把握。”一听这话，几个纵队的领导都面露喜色。特别是邓华司令大着嗓门儿说：“昨天，我和吴富善、刘震、詹才芳一起讨论过，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掉，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去路，威慑北平之敌也有利。只是塘沽这几万敌人，让他们在我们眼皮底下溜了，有些不甘心。”刘亚楼参谋长说：“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敌人这个军逃跑了，也无关大局，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2]此时，会议气氛已经变得轻松活跃了，随后，大家又一起商议了目前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肖华一行便启程返回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参谋长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后，与司令员林彪又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终于下定了决心。29日，林彪、刘亚楼共同签署了给中央军委关于改打天津的请求电报，电报说：“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也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12月29日，中央军委在接到林彪29日的电报，当即复电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经中央军委与津沽前线指挥员的反复磋商，确定了缓攻塘沽，改打天津这一重大决策。平津战役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及6纵队12纵队各一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包围天津。1月14日10时，强攻天津的战斗打响，到15日15时，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13万守敌悉数被歼。[3]天津解放后，塘沽之敌近5万人由海上狼狈南逃，第12纵队在追击中歼敌数千人。16日塘沽宣告解放。
缓攻塘沽，改打天津这一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一贯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民主作风和广大指挥员坚持实事求是、坦诚直言、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主人翁精神，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其他任何军队所不能比拟的。在平津战役中，我军这次重大决策的及时变更，可以堪称是我军历史上一个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的光辉典范。它的成功对于整个平津战役的胜利，甚至对新中国的解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
[1] 平津战役纪念馆编：《平津战役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平津战役纪念馆编：《走进最后的决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电视纪录片：《平津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