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说，尧时曾经设立“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舜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舜典》)，这就是听取并采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意见。后来，喜欢仿古的王莽当了新朝皇帝以后，“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

　　从商朝开始，古代执政者都很重视民意的作用

　　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尊重人民的意愿，就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来实施政治，尽可能实现群众的愿望。商朝就有召集群众议论大事的程序。如《尚书·盘庚上》载：“王命众悉至于庭。”讨论关于迁都的事，最后按民众讨论的意见定了新都。西周时代，在大事决定之前，要进行商量。一方面，国王与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议；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朝外向万民征询意见。国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国家危险的时候，即战盟问题。外国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要与别国结盟，这也与战争有关，都要与民众商议。二是国迁，即迁都。首都要迁移，也要与民众商量。三是立君，即确立新君。决定国君接班人，这也是与民众关系极大的事情。

　　在西周时代，就有邵穆公提出：“人民心里想的意见说出来，按归纳形成的正确意见来实行统治，才能稳定社会，怎么可以堵塞言路呢？”(《国语·周语》)让群众说话，就不会垮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对子产说：“毁乡校何如？”子产说：为什么呀？人们早晚到乡校休息的时候，议论实行的政策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改掉。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他们呢？我听说真诚做好事才可以减少别人的怨恨，没听说用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还不赶快停止？就像防止水灾那样，堤坝大决口，伤人必定很多，我们就救不过来。不如开个小决口引导水流出去。政治也是这样，不如我们听到意见，及时纠正。子产“不毁乡校”的消息传到孔子那里，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保留乡校，就是为了倾听群众意见。直到清朝初年，黄宗羲提出学校应该是议政的地方，也还是提倡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征求群众意见，表明执政者想要了解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儒家称子产为仁人、惠人。

　　纳谏主要是起镜鉴的作用，也有集思广益的意义

　　唐太宗时规定，宰相到皇宫汇报情况、讨论国事时，“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贞观政要·求谏》)，起监督作用。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曾有使者到凉州，看见一只名鹰，就暗示李大亮把它献给皇帝。李大亮给唐太宗一份密表，揭露了这件事。唐太宗很高兴，说他“披露腹心，非常恳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认为批评意见，“一言之重，侔于千金”(《贞观政要·纳谏》)，给予厚赏，以资鼓励。群臣的谏主要是起镜子的作用，发现并认识错误，同时也有集思广益的意义。例如，岭南酋长冯盎与其他酋长互相攻击，各州都向朝廷奏说冯盎造反。当时唐太宗想发兵征讨。魏征说：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唐太宗采纳这一建议，派使者去岭南见冯盎。冯盎果然不反，并遣送自己的儿子智载随使者来长安作人质。唐太宗说：“魏征一言，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新唐书·冯盎传》)唐太宗时代，朝廷许多正确的决策都是大家敢于发言，共同讨论的结果。

　　听谏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明辨是非，不论亲疏恩怨

　　对于听谏的重要性以及不能听谏的危害性，《韩诗外传》卷六第十一章有很精彩的论述，它认为有先生、后生、不生三类国君，先生就是觉悟得早，没有出乱之前，就有忧患意识，积极听谏，避免危亡；后生就是觉悟得晚，遭难以后才知道应该听谏；不生就是至死不悟，终于灭亡。听不听谏，主动听谏还是被动听谏，其结果是如此不同。可见，听谏是非常必要的。

　　听谏不论亲疏恩怨，只要明辨是非。晋献公派勃鞮去杀重耳，重耳爬墙逃走，勃鞮追出去，刀斩重耳衣袂。重耳在外流浪几年后，回国执政，是为晋文公，也是春秋时代一位霸主。晋怀公的党徒要谋杀晋文公，勃鞮知道后，想向晋文公报告，要求接见。晋文公派人批评他，勃鞮说：我事君不敢有二心，所以过去得罪过你。你现在回国了，难道就没有蒲、狄这两个国家了？意思是说还有敌人存在，还需要人才。晋文公于是接见他，戳穿了暗杀的阴谋。以后历朝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刘邦手下的名将、谋士很多是从项羽那里投奔过来的，唐太宗时的名相魏征，原是建成的羽翼，与管仲的情况相似，都是所谓的“背主事仇”。宋代一些理学家脱离历史实际，对管仲、魏征妄加指责，显然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