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和变革时期，大量深层次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原有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代社会管理体制构建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学者在谈及社会管理时指出：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系统还不完善；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但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而且要注重软件建设。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6]在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下长期造就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从官员到民众社会科学素养的缺陷，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隐性障碍。

　　(一)政府层面：管理职能转变面临干部素质的严峻挑战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主要特点是政府管得过宽过多，上级对下级统得过细过严，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现行体制存在不适应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7]正是长期以来社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也造成了政府官员思想和行为上的惯性，不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在管理理念上，有限政府的理念尚未确立，政府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包，过分统一的“大一统”管理理念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其行政价值观突出表现为“官本位”、“权力本位”，行政活动只对上级负责，维护上级权威，而不对下负责，官与民之间界线分明，忽视民众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对社会的管理的诠释是“社会管制”，社会管理被界定在社会控制的狭小范围，这种“管起来、理顺了”的单向度的管理，主要是政府管制民众，民众只是被动的被管理者；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是片面强调GDP追求经济效益，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牺牲群众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为代价。

　　在管理方式上，使用行政手段偏多，政府官员习惯于会议贯彻、文件部署、审批把关、执法检查等行政手段，缺乏跟踪服务、动态监管、绩效考核等新机制；一些部门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够强，管理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度；同时，条块分割的管理机构设置和管理理念，限制了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充分合理的使用；[8]加之政府集管理决策、执行、评估、监督等职能为一体，控制与操纵着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存在“人治”倾向，以致造成管理过程中与民众的冲突，降低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

　　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方式陈旧，造成社会管理效率偏低，社会发展成本居高。在当今，政府虽然加大了社会管理力度，但相当一些政府机构的管理者并未彻底摆脱原有的管理理念、管理套路和方法，而对现代社会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式的认识肤浅，缺少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根基，更难以有效地把握和运用。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解放思想、创新思维面临着干部素质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对其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有着更高的要求和强烈的期待。

　　(二)社会层面：公众的社会参与尚未成为习惯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和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积淀对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顺民心态与习性成为显著特征。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的体制，并没有赋予民众管理社会的权利，也扼杀了他们的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管理日益复杂，加之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导致社会管理在很多方面的缺陷日益暴露，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应付，通常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行政管理、社会自主管理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政府调控、社会参与的共同管理的新机制。在政府职能逐渐“瘦身”，放弃用行政手段包揽一切社会管理的同时，事实上也为社会自主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充分发展的契机。与此同时，也对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提高管理能力的新要求，以实现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相互补充。

　　然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政府包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以人的工作单位为基础的单位管理，单位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是包揽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基层组织。在这样的以控制性、封闭性为特征的管理机制下，人们对单位的依附性很强，习惯了组织决定自己的命运、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单位管理逐渐被社区管理、居民自治所取代，但是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和基础的公民社会尚不发达，公众的社会参与和自主管理的意识还很弱，志愿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尚未充分确立，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远不能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这就使得本应通过社会自治得以解决和完成的许多社会管理事务仍由政府承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

　　另一方面，在当今开放的社会中，人们获得了参与社会事务的广阔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众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搭建了平台。2011年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达到4.57亿，手机网民超过3亿。[9]近年来，网络民意表达、网络监督、网络民间舆论所催生的公民集体行动的增加，都在挑战着缺乏透明性、互动性、回应性的传统社会管理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网络民意为越来越多的各级政府机构重视，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但同时也由于我国网络素养教育滞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缺少成熟的经验，更缺少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以致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社会参与中的非理性行为产生。如对某些虚假言论缺少辨别力，极易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甚至引发社会性恐慌；对某些事件当事人的“人肉搜索”以及聚众围攻等不理智行为，也反映了网络道德的缺陷，等等都成为公众参与管理的障碍。现实表明，公众不仅是管理对象，也是管理主体，在诸多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政府与公众是合作互补的关系，没有公众的理性参与，就难以形成共同管理社会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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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02.18.

　　[7]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8]许健.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6).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EB/OL]].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1/P02011022153425574940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