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内核和研究目的、理论构建方法及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文明冲突论的特点，指出文明冲突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理论”，只是一种“工具性理论”，但是作为一种工具性理论，文明冲突论却对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外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本文也指出，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应该建设自己的文化理论。

　　关键词：文明冲突论 工具性理论 对外政策 文化

　　“文化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马克斯•韦伯、阿尔蒙德等著名学者对此领域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无意加入关于文明冲突论的种种争论，只是试图分析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内核、构建方法及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从而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属于一种“工具性理论”。不过，本文并无意贬低工具性理论的价值，相反，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应该建设自己的文化理论。

　　一、什么是国际政治中的工具性理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组织学等学科中，新的理论和研究层出不穷，人们也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标准，对这些理论进行评价和批判。在国际政治学界，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兹•华尔兹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构建的理论评价体系则是一个典型代表。该体系提出以理论在研究对象、结构等诸方面的“解释力”为根本的评价标准，成为该领域对于新兴理论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标准对于所谓“真正的理论”的追究，实际上是对规律是应该具有强解释力和形而上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是相对抽象和超越现实的。在这种严格的标准下，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理论便不再成为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便属此例。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符合诸如华尔兹评价体系标准的诸多政治理论，由于其对于普遍解释力的追求，亦即对所谓形而上的普适性的追求，可以把它们称为“形而上学理论”。然而，政治研究的目的，并不总是要寻求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模式，有许多研究是针对政治现实、用以指导国家政治行为的，这在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中尤为常见。这类理论虽不具有非常强的抽象意义上的解释力，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研究价值。此种理论的价值体现在理论是否能为现实服务，而非能否解释现实中蕴含的某种规律之上，我们将这种研究价值称之为理论的“工具性”效用，专为此目的而衍生的理论，则称之为“工具性理论”。据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便可划归工具性理论这个范畴。为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再把工具性理论的特点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工具性理论与形而上学理论存在很大不同。

　　国际政治中的工具性理论与形而上学理论的根本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理论内核和研究目的、理论构建方式以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在理论内核和研究目的上，国际政治的工具性理论并不在于解释规律，甚至也不在于运用规律，而在于更为具体的方面，如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对象做出区分，并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政治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在理论建构方式上，工具性理论亦不可能保持所谓“简洁性”和抽象性，它只能就事论“理”，并且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甚至会对事实加以自圆其说的忽略和扭曲。总之，工具性理论必须与政治现实保持一致，并为之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持。这使之与形而上学理论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

　　但同时，工具性理论又无法脱离形而上学理论独立存在。其原因在于，工具性理论服务于现实的理论目的，导致了其在形式逻辑分析上的重大缺陷，它必须不断迎合政治实践的发展与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使之无法建立明确而完全适用的形式逻辑体系。因此，工具性理论往往需要借助一种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内核，以增强其对政治实践合理性的支持。它和形而上学理论的关系，犹如制造原子弹和爱因斯坦能量公式之间存在的关系。

　　第二，工具性理论并不等同于对外政策。

　　尽管工具性理论和政策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会有重叠，并且这种重叠将是经常性的。如果细致划分，一个整体的对外政策和政治行为可以分为“对谁做”、“为何做”、“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几个部分，那么工具性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前两个方面的问题，它提供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而对外政策则主要谋划后两个方面的问题。

　　因此，工具性理论，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般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即理论建构上的“中立性”。它必须置身于一种标准之下，而这种标准从表面上看来往往不会因标准适用者的实际特性，如身份、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位置等而发生变化。实际上，不言自明的是，由于国家利益的根本不同，在本质上，工具性理论不可能是“中立”的，但是出于增强对外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需要，这种理论上的“中立性”却也是必不可少的。